抗战时期的水寨
时间：2015-04-20 10:28:43 来源：保山日报 阅读：967
水寨虽小，却是滇西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驿站、古集镇。境内的霁虹桥，号称“西南第一桥”。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席卷大半个中国。而滇西这片热土，在抗战早期，也算是大后方，但到了后期，由于日军在进攻缅甸中节节胜利，而英国军队一贯采取绥靖政策，婉拒和延误中国远征军入缅，导致中国远征军在入缅作战中失败，被迫退回国内。日军趁机迅速占领缅甸，旋即进入滇西。遮放、腾冲、芒市、龙陵、腊戌等地，相继失守。保山一下子从大后方变成了抗战前沿。幸亏有腾越籍的国民党元老李根源(李国老)力主防守怒江，拒敌于怒江以西。这才使得保山未曾全境沦陷。而其隶属于保山的水寨乡(时称沧平镇)，当时也是何等的幸运，终究没能让小鬼子踏足。
在如此战火纷飞的强烈冲击之下，我水寨乡虽未沦陷，但乡民们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灾难。
一
据《水寨乡志》记载：民国29年(1940年)，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保山县精简机构，废区扩大乡镇，另行编查保甲户口，登记适龄壮丁，随时准备应征。水寨属沧平镇，有6保，56甲。
早在民国27年(1938年)，民国政府曾规定：凡年满18到25岁的男子(除免役、禁役、停役、缓役者外)均需服常备兵役，用抽签法轮流征调，经检查合格即入营服役，在《兵役法》不能严格执行的同时，各级官吏趁征兵之际营私舞弊，无端加重百姓的负担。到了1942年滇西抗战爆发后，征调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招兵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抓兵”。政府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派兵政策，即每家若有3个壮年男子，则必须有一人服役，有五个壮年男子则需有二人服役。各位保、甲长带着那些乡丁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条绳索五花大绑，带了人就走。有些有钱的人，不愿意当兵，就出钱找人代替。比如水寨街有一位陶姓青年收了新路一马姓人家的钱，代替人家子弟去服兵役，结果在半路趁乱逃走，政府差人将其老父幼弟羁押，准备一路送交大理永平法办，幸亏刚解押到杉阳，就遇到其他过路军官，被误当做是当地保甲长抓不到壮年男子，故意找来滥竽充数的老弱病残，于是就一顿斥骂，将其放回。又有水沟熊硐村蒋姓男子(当时熊硐属于金鸡九保)，由于不愿意去当兵，迫不得已就只好拎了阉鸡、糖、酒等礼品，低声下气去求县里的人，县里的人见其身手灵便，为人老实，就找人替代入伍，但条件是要他留在府内充当家丁，三年为期。1941年，有水寨人万朝品被征入伍，结果在一次战斗中被硝烟流弹击中，致使双眼失明。可怜的万瞎子被遣送回家，家中父母早已双亡。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实在难以谋生，就只好苦练琴艺，拄着拐杖，四处卖艺糊口，成了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作者阿炳式的盲艺人，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悲惨生活。
再则由于抗战需要，一是抢修滇缅公路，二是霁虹桥先斩断阻敌而后加以修复，三是帮助国军运送粮食弹药等战略物资，四是有部分水寨人还曾远足到战地前沿帮其修挖战壕等等，水寨人民为支持抗战可谓是不遗余力，尽其所有，鼎力相助了。
二
据《水寨乡志》记载：1942年6至9月，沧平镇(即水寨)流行霍乱，死亡人数超过1000多人。据说：“早上他抬人，午后人抬他”。一日之内有全家染病者，数日之内有满室皆空者。一时间，乌鸦群集，豺狗嚎叫，鬼哭神哀，天地惨淡。
毫无疑问，这绝对就是日军在对保山实行“五·四”轰炸后，又来的一招绝杀技——细菌战。
说来真是不幸中又有万幸。水寨做为迤西咽喉之地，流动人口往来频繁，正所谓“一头老牛不吃水，相继传染得一坡”，因此瘟疫(霍乱、鼠疫)在古道沿线的村庄迅速传播开来。好在观音寺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在斋公的指导下，应用野蒿、罗汉香、臭灵丹等草药熏屋，用石灰、硫磺喷洒住地，并在路口设卡，对外地归来的村民实行隔离，故而避免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再则，当时有马占禄、郭家贵合资经营的“显俊丰”商号聘请过一个河源人李跃庭附设药堂于水寨，除诊病处方外，兼营“九龙化风丹”等中成药。这也为水寨疫情的控制起到了相应作用。然而即便如此，水寨人在日本法西斯制造的这场巨大灾难中，死亡人数还是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可谓是血债累累，罄竹难书了。
三
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前后，有日机九架几度盘旋在水寨境内的沧江上空，胡乱投弹、扫射。两岸石峡被炸得土石飞溅，烟雾腾腾，然而霁虹桥却安然无恙，可谓奇迹了。在滇西抗战反攻前夕，卫立煌、宋希濂、霍揆彰、何绍周、李弥、钟彬、顾褒裕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路过水寨，并前往霁虹桥视察。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出于从战略全局考虑，时因日寇铁蹄早已踏入怒江一带，战火风云变幻不测，要确保内地安然无虞，顺利阻击倭寇，人们只好忍痛将霁虹桥宰断了。一直到1952年冬，政府出资，霁虹桥才得以重建。1986年，霁虹桥又被洪水冲断，乃至1999年洞经协会老段再修，沧江渡口才重新恢复通行。
据水沟熊硐村至今健在的87岁老人蒋玉洪(生于1928年，属龙)回忆说：保山“五四被炸”那年，他刚满十四岁，由于家贫，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出门讨生活，那时他在辛街修飞机场，亲眼看见两家日本飞机从辛街后方飞来，而我方飞机则从丙麻四合山方向起飞，双方飞机在天上互相搏击、碰撞，有一架日本飞机屁股冒着浓烟朝施甸方向坠落。此后，军方再也不准民工走近飞机了。而在这之前，他不仅近距离观看和抚摸过那些飞机、战斗机，甚至还看过在战斗机上安装炸弹的全过程，还亲眼见过一架运输机可以一次装运四十匹大骡子。
四
水寨建街成市已有较长的历史。在滇缅公路未通以前，曾经繁华一时。在民国时期，平坡每逢戊、癸五日街，赶下午晚街，属过路街。水寨逢乙、庚也是五日街。有当地老人回忆：以前水寨街和平坡街异常繁华，堪与当时的保山城媲美，甚至有家在保山城的富家子弟爱上平坡街的繁华而落户到此。平坡街靠近霁虹桥兰津渡，每日有五十多张竹筏，延绵数十华里(1公里等于半华里)，往来不断地摆渡过客，还有直接从桥上过的除外。街上马店、赌馆、烟馆、茶馆、酒馆，哄哄嚷嚷，路上行人摩肩擦踵。食馆宰鸡杀鹅，屠猪宰牛，每天零星的鸡爪都可用囤箩装，一天到晚，驼铃“嗡嗡”，人喊马叫，不得停歇。
可到了民国26年(1937年)，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交通部和云南省政府决定赶修滇缅公路下关至畹町段，并于10月开始测量设计，次年8月全线通车，由于滇缅公路过境段绕开了兰津古渡，最终使兰津渡和霁虹桥结束了它上千年的历史使命，归于沉寂。古道一度寂寞冷落，平坡更是变成了东山一隅的死角，交通不便，过往人员稀少，历经百年沧桑的古集市就这样自然消失了。
滇西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水寨乡仅剩马店6家;饮食业3家，街日摆摊11家，茶馆2家;1941年——1948年，马占禄、郭家贵合资经营了“显俊丰”货店;1943——1956年，李启胜、金石林等经营土杂、小百货;大百货店多为行商前来摆摊。市场逐渐萧条了。
加上国民政府不断加重徭役赋税，贪官污吏从中层层盘剥，更觉雪上加霜，搞得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然到了“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的地步。多数村民纷纷破产，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伙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群体进山，觅食草根树皮。饥饿难耐的人们往往不管找到什么东西，都迫不及待地试着煮吃，能毒死人的，就毒死几个，旁观的人就知道这种不可吃;遇到毒不死人的，就有人记住下次再去找来吃。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反复尝试与集思广益，居然发现有如此之多的“野味”可以果腹，比如：棕树，切成片，煮后漂数日，去涩味、剁碎，和面蒸食。芭蕉，先食嫩茎叶、次食地下茎。玉米骨头，冲碎成粉，可以做成饼。蚕豆壳及叶，煮熟吃或生吃都可以。粘山药，刮皮、切片，以石灰水泡二三日，和少许杂粮面，蒸煮后可吃。桑根白皮，和面少许蒸煮吃。绛头，去皮切为小粒，用灶灰水漂之，每日换水一次，三四日后，苦涩味不在，即可和面或细糠(稻谷外壳粉碎成末)蒸吃。马桑花，采回来后和面蒸吃。玉米秆，用灰水泡后和面蒸吃，且可美其名曰“淀粉”……
如此种种，惨不忍睹之悲凉景象，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落后要挨打”，只有奋发图强，力求“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梦圆，民族复兴，才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