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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升庵对边地文学的贡献

时间:2017-08-21  来源:保山日报  作者:杨晓富

  杨升庵(公元1488年—1559年),名杨慎,字用修,号升庵,自号博南山人、博南戍史,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桂湖)人。“升庵”与“斗室”相对,意指局促、狭小,不及“一斗”,仅够“一升”。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初六,杨升庵出生在京兆(今北京)孝顺胡同。

  杨升庵是大明朝“三大才子”之首,他和解缙、徐渭堪称明王朝最有学问、最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后世公推解缙博学第一,徐渭是诗、书、画、字、兵法样样精通的全才,而超级才子杨升庵位居三人之冠,王夫之称其为“千古第一诗人”。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堂堂大明状元杨升庵因“议大礼案”得罪了世宗皇帝朱厚熜,两次廷杖后“毙而复苏”,被永远贬谪到云南永昌(今保山),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病逝于永昌板桥卧佛寺,流放时间长达三十六年。

  杨升庵的后半生几乎都在永昌边地度过。但是,杨升庵并未消沉,而是厄逆崛起,浪迹滇云,游学讲经,著书立说,成为明朝赫赫有名的文坛巨星。“白首投荒瘴海边,犹耽传癖与书淫。”作为光彩照人、流芳百世的一代“戍仙”,杨升庵自我评价说:“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壮心不堪牢落”。他嗜书如癖,不失赤子之心,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胆识,探险猎奇,考古察今,从游问学,“于明代独立门户,”成为一代宗师,王夫之评价他为“三百年来最上乘”,《四库全书》收录《升庵集》八十一卷,其作品文学类有《升庵诗话》《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艺林伐山》《绝句衍义》《二十一史弹词》《古今风谣》等,经史类有《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音韵学有《古音》《丹铅》《六书博证》等,史地类有《六诏野史》《滇载记》《滇程记》《滇侯记》《云南山川志》等,还有训诂、医学、天文、金石、书画、音乐、戏剧、花卉等多个门类,可谓著作等身,不愧为学通天才,冠绝前儒,是中国古代最博学的大文豪之一。尤其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被毛宗岗父子点校《三国演义》时录在卷首,成为一部文学巨著的点睛之笔,跨越千年时空,闪烁着恒久的艺术魅力。

  杨升庵是边地文学第一人

  自明朝开始,中原王朝大规模开发大西南,实行屯田制度,每年数十万的内地军民涌入云南边疆。这些人中,有的纯属江南农民,有的是部队军士,还有的就是坐事发配充军的戍卒。他们将内地先进的文化传入边地,尤其是像杨升庵、范从文(范仲淹十三代孙)、徐有贞(明宣德华盖殿大学士)等进士级高级知识分子,将那个时代最新最高的文学艺术融入边疆热土,逐步发展成独具一格、标新立异的边地文学,以其独特、神秘、新奇的艺术风格,反过来影响了内地文学,成为一种崭新的流派,令世人瞩目。无疑,杨升庵是最具代表性的重量级人物。在他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比他水平更高、影响更大、流寓时间更长的第二人。他的妹夫刘大昌也评价说:“滇云三十六年,好学不倦,口不绝吟,手不释卷……闭门著述数十余种。”杨升庵流放滇云,以永昌为第二故乡,漫游大理、剑川、巍山、丽江、开远、安宁、昆明等地,自然融入边疆的山山水水,访民情,察民苦,采民风,唱民歌。同时,广泛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丰富自己的创作视野,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水平,形成爽朗、率真、质朴的文风,为边疆文学的发展注入一股山野般清新的艺术气息。以他艰苦卓绝的创作实践和别开生面的艺术作品,将边地文学推向全国,第一次在中国文坛展示了边疆民族文学的艺术魅力,树起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杨升庵是具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称“明人不容我出一头地,皆生偏不拾人牙慧”,其《陶情乐府》《古今风谣》《古今谚》《六诏野史》《云南山川志》等文献,表现出哀而不伤、伤而不怨的艺术品质,至今仍然闪烁着不朽的边地色彩,尤其是《古今谚》《俗言》被郑振铎列为中国俗文学之第一位。

  杨升庵是边地文学作家的启蒙导师

  云南地处边远,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明朝以前,云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杨升庵谪戍永昌以来,将脚下这块高天沃土视作文学创作的基地,广交文友,结社唱和,设馆讲学,“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后学,”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作家,形成一个阵容庞大的创作群体。在他身边,除了跟随左右从游的“杨门七子”张禺山(张含)、王钝庵(王廷表)、杨弘山(杨士云)、李中溪(李元阳)、唐池南(唐锜)、胡在轩(胡廷禄)、吴高河(吴懋)外,还有慕名远道而来求学的莘莘学子,如董难、李东儒、木土司等,更难得的是他的崇拜者中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他们虽然名气小,诗艺不高,但具有鲜为人知的民族文化底蕴,稍加点拨打磨,即可成为独具个性的少数民族作家。他首倡诗无贵贱,“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诗缘情,唯求其美。政遇醇和,则膏峄乎饥荒;时值穷黩,则劳苦形于歌咏。”人的贫贱尊卑对诗没有影响。杨升庵的文学教化,甚至把目不识丁的挚友简绍芳都教会写诗作文,小有名气。永昌张含、大理李元阳、开远王廷表、晋宁唐池南、昆明胡廷禄等本土作家,通过他的栽培推荐,走出了云南,在全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纷纷被收入《四库全书》或《明史》。许多永昌文人跻身朝廷命官,如王宏祚独揽三部尚书,人称“永半朝”,此外还有马注、丁嵩、万纶、袁文典、袁文揆、刘树堂、张殿甲等历史文化名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杨升庵潜移默化的影响。“据统计……明初杨升庵谪戍永昌前,云南全省只有二十多人写有著述四十多种。杨升庵到达保山以后至明末的短短一百年内,云南已有一百五十余人写出了著作二百六十余种,其中百余种写于杨慎同时或稍后。”可见,当时云南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写书著作蔚然成风,成就斐然。

  杨升庵是边地文学的歌手

  杨升庵谪戍永昌,足迹遍布滇云,深入蛮荒瘴烟,放歌“桑间濮土”,“上下旁搜,左右采获……复采诸家,择其菁华,”广泛收集民间传说、神话、歌谣、谚语,用他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创作出极富边地特色的艺术作品,既通俗易懂,又符合边疆各族人民的审美心理,是一种出于文人之手的民间文学,蕴含着朴野、生态、原始的生活本真,如清晨草叶间的露珠,闪烁着清纯亮丽的自然之光;又如夜空中绽露的一颗孤星,傲放出高洁凄清的幽光。他以民间文学的样式编唱的《二十一史弹词》,是文学的历史,又是历史的文学。“夫以历代兴亡陈迹,托为街谈巷议之俚词,俾樵夫牧歌,亦得取是词而唱之,真可为雅俗共赏者也。”杨升庵之所以永久活在永昌和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心中,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是百姓的歌谣,山野的绝唱,像《诗经》一样充盈着生活气息,笔下那一个个村妇野夫、樵夫渔翁,独立苍茫,索居边地,平而不俗,俗而不庸,象征着超凡脱俗、卓然不群的杨升庵。三十六年的流放生活,使杨升庵彻底融入边疆这方高天厚土,古风异俗,土人野语,使他获得无尽的创作灵感,拓展了他的文学领地,《风雅逸篇》《古今风谣》采录的是民歌民谣,品味的是生活的诗,劳动的歌。盘田种地、采桑绩麻、砍樵伐薪,在杨升庵的眼里,那是最美的历史镜头,完全可以与盘古开天、夸父追日、仓颉造字、精卫填海媲美,这是他苦苦追求的精神偶像。戍地永昌为他营造了一个寄托灵魂的精神家园。在永昌这个凤凰涅槃的炼狱里,杨升庵修炼成一位高山仰止的文化巨人,为自己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人生大传。他是一粒火种,给蛮夷之地带来了智慧的文化食粮。

  杨升庵和观音菩萨、诸葛孔明一样,成为云南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一尊神!他是以牺牲政治前途为代价,苦心建构他的理想王国。他短暂的七十二个春秋,前半生是失败的,后半生获得巨大成功。永昌!赋予他人格的尊严和荣光,托起一代文化巨匠的璀璨人生。文学使他弥补了政治上的败笔,成就了一位“中国十六世纪的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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