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颂千古 雄山万世昌
——先秦至民国保山辉煌时期历史研究
时间：2020-03-23 11:32:03 来源：保山日报网-保山日报 阅读：46
曾经的永昌府城，在岁月的烟尘中已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俞 匀 提供
保山古称永昌，在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保山曾经创造过令人瞩目的盛世繁华，“永昌”是保山人美好的历史记忆，“永昌辉煌”“永昌雄风”是保山人精神家园的遥远寄托，但昔日的浪花已淹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发掘先人宝贵的经验财富和精神遗产，为保山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和高质量跨越发展提供借鉴，市政协、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要求，组织人力，历时一年时间，全面梳理保山历史发展脉络，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前保山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成因及特点。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保山历史上的三个繁荣时期
通过研究，课题组认为保山历史上有三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繁荣，无论是放在保山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还是放在当时较大的区域范围内，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三个时期是：东汉至三国时期、明朝中后期、清末民初时期。
(一)东汉、三国时期的永昌郡
公元69年，以保山土著哀牢王柳貌率邑王77人、51890户、55万多人内属，东汉设永昌郡为标志，永昌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据史料记载，永昌郡辖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及今缅甸东北部广大区域，包括今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总人口23万户、90多万人，是东汉著名大郡。永昌郡的建立成为轰动朝野，举国欢庆的一大盛事，王朝为此在宫廷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东都赋》中记录了这一盛况：“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天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如此空前的盛况可见一斑。耿德铭先生认为“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央政府为保山(永昌)、也是为云南盛事举行的唯一大典，是保山(永昌)很了不起的重大历史事件。”
永昌郡的建立奠定了帝国在西南部的疆界，而郡治所在地永昌则成为这一广大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连接缅甸、印度的交通要道。直至三国蜀汉时期的150多年间，永昌郡经济社会始终保持了上升发展的势头。
这一时期永昌农牧业、冶矿业、手工业、商贸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建筑业具有较高水平，房屋和12座城池具备了城镇的形态和功能。同时先进的文化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教化。这一时期的永昌，边疆稳固，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民教化，管辖范围不断扩展，同时出现了郑纯、曹鸾、吕凯等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政治家。永昌郡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名邦大郡，“成为滇西南境外各部族、国家使节、经贸文化使团到中国朝贡、交往的首要联络地、接待区和驻节地，成为我国境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基地之一。”
(二)明朝时期的永昌
明朝时期，中央集权在今保山地区设永昌军民府，简称永昌府，治所在今隆阳，领腾越州、保山县、永平县和怒江、杨塘、瓦甸、茶山四个安抚司和凤溪、施甸两个长官司，辖区范围为今保山市和大理、临沧、德宏的部分地区及缅甸北部地区。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在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万历中兴、仁宣之治时期的近200年的时期，即从14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永昌经济社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成为云南的富庶之地，是除昆明之外的一大都会。清代《永昌府志》记载：“(永昌)自元始入版图，及明二百余年，其长养保息，诚滇之一大都会也。”记述永昌府治所在地、今天的隆阳是“西南富庶地，语音服食、仪礼气习，大都仿佛江南。市肆货物之繁华，城池风景之阔大，滇省除昆明外，他郡皆不及。”
明朝建立以后，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号称“举世移民大屯垦”，保山作为西南重要的边防重地，成为大规模军屯、民屯、商屯的主要聚集地，前后约有20万军民移居保山。这些来自于中原、江南、川渝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技术。同时官府组织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九龙渠、沙河、诸葛堰、卧佛池渠、腾冲的侍郎坝、龙王塘、宝峰泉等一大批水利设施得以修建或改善，垦荒面积、灌溉面积大大增加，牛耕、稻作等精耕细作技术得到广泛普及，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保山逐渐成为富甲一方的“滇西粮仓”。
保山矿藏资源丰富，移民带来的先进技术迅速让矿业开采和金属冶炼达到了巅峰，创造出巨大财富。其中尤以金、银、铜、铁最为显著，形成了采矿、冶炼、铸造等分工，灌钢、切削、抛光、焊接、雕琢等工艺发展到较高水平。史书记载“其人灵巧善制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竹器、布罽之属，精好超过他处。”最具代表，轰动一时的是建于1408年的铁制件霁虹桥，18根长106米的铁链飞悬于澜沧江上，成为当时最壮观最先进的铁链桥。保山县还设有两个铸钱局，年铸造铜钱3.5万串以上。矿冶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农业、手工业、市场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将整个经济社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兴盛发达阶段。
这一时期，昆明经永昌赴缅甸的道路十分繁荣，与缅甸的贸易十分兴盛。输出的产品有：丝织品、兰干细布、桐华布和各种金属制品、土特产品。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来自缅甸、印度及西亚的琥珀、翡翠、宝石、琉璃、蚌珠、珊瑚、轲虫、象牙等奇珍异宝和犀牛、大象、孔雀等珍禽异兽。永昌的“异物宝货”是如此有名，以至于朝廷和各地官府纷纷派人到永昌常驻采办。明成化年宝石贸易盛期“自永昌市之，取利三倍，至京师市之，可取利十倍”。明代文豪杨慎的《宝井谣》通过描写永昌珠宝贸易的兴盛和珠宝商人的血泪艰辛，揭露了宫廷及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腾越州城类似永昌，尤以城南一带十分繁华。《徐霞客游记》载：腾越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无，而此城又迤西所无。”
由于财富的迅速积累，永昌府城和腾越州城得以扩建修筑，成为守卫滇西边疆的两座雄伟的城池。仿南京城而建的永昌府城，将太保山围于城内，方圆2.7平方公里，城墙高2.2丈、周长13里14步，有8道城门，城楼雄伟，城内72条街、82条巷，布局成矩，经纬有序，是云南历史上规模、建制最大的城池，胜过云南府城和大理府城。修筑于明正统十年至十三年的腾冲城，周围七里三分，城墙高二丈五尺，城墙厚一丈八尺，城墙外侧全部用石条筑成，坚固无比，被称为“铁城”。
这一时期，文教兴盛达到了巅峰。官府大兴府学、书院、义学、社学，文化教育十分繁荣，民风教养、文化礼仪也随之大为改观。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明代著名状元、翰林院大学士杨慎发配永昌后，谪居永昌36年，毕生著述400余种，诗2300多首，大部分为谪居永昌所作。《明史》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以其为文化领袖，在永昌掀起了一股士风文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当时影响甚广的文人学士。其中张志淳和儿子张含、张合成为影响云南文坛甚至京城的文化名家。张志淳著有《南园漫录》《永昌二芳记》《西铭通》等80余卷，张含著有《张愈光集》等、文共15卷，张合著有《贲所诗文集》《宙载》等。杨慎、李梦阳等文坛大家亲自为他们编辑、点评诗集，撰写序跋。李根源评价张志淳一家三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可以和宋代“三苏”媲美。明代，永昌人文荟萃，创作繁盛，结集出版了大量诗词书籍，这些诗词文章，部分被收录在李根源编撰的《永昌府文征》，今天读来仍脍炙人口，美不胜收，其文学方面的成就，保山后人至今无人超越。
明代，永昌的繁荣延续了200多年。明末清初中缅数十年的战乱给边疆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田地荒芜，商贸停滞，缅甸著名的商贸集市大明街，也在三征麓川的战火中被彻底摧毁。此后永昌地区进入近200年的沉寂时期。
(三)清晚期至民初的腾越
清代，永昌经济社会发展延续了明代的基础，总体保持了平稳较好的发展水平，晚清至民国初期，大约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初滇西抗战爆发，约150年的时间，以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保山掀起了又一个发展高潮，而以腾冲近代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最为典型。
腾冲(腾越)自古以来就是保山(永昌)的重要组成部分，腾冲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既是边防重镇又是通商要道和重要的通商口岸，自古便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重点经营的区域。
腾冲在明朝时期经济社会就有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和手工业，到清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至清末和民国初期达到了历史巅峰。这一时期，腾冲不仅成为云南经济贸易中心、工商业发祥地，同时 “表现在腾冲能够跻身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区之一。”(太丽琼《清末民初腾冲侨商阶层的兴起与早期近代化》)
一是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明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商屯移民进入腾冲，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很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开始从事各种商品生产或买卖。加之进出口和边境贸易的兴盛，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时期，腾冲厂坊栉比，商铺林立，集市遍布城乡，交易十分活跃，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据载，1900年前后，腾冲已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商号就有数10家，涌现出了洪盛祥、春延记、永茂和、茂恒等数10个跨国商号，产生了以“东董、西董、南刘、北邓、弯楼子”为代表的雄商巨贾，形成了具有腾冲地域人文特色的“腾冲商帮”，他们走南闯北，驰骋商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规模迅速扩张，财富迅速积累，商号、会馆遍布川滇诸省和拉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
腾越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街道两侧商号林立，除贸易外，运输业、客栈马店、饮食服务都日益兴旺发达起来。至1927年，当时的坐商已达千户以上，行商有800多户，全县有产业行会18个，858户。仅玉石加工一项，正规的厂坊就有173家，工匠3000多人，明光做麻线的有2000多户、界头做宣纸的有600多户，勐连、朱星街、洞山的土布纺织的有8000多户……各乡镇有集市48个，州城八保街被称为百宝街。前人有诗云“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资来”，云南广为流传的“金腾冲银思茅，琥珀牌坊玉石桥”是对当时繁华腾冲的写照。
二是对外贸易影响巨大。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开腾越关禁后，腾冲边境贸易迅速发展，至清末民初时达到巅峰。据缅英商务官布赛尔1826年的统计，腾冲年进出口总额已达100万英镑，仅棉花每年入腾就达635万公斤，价值22.8万英镑。而鸦片战争前夕的1837年，从当时唯一正式开放的广州口岸入境的英国货也才价值90万英镑，其中鸦片又占了大半，正当商品不过三四十万英镑。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国人在腾冲设领事馆，1902年腾越海关成立。据腾越海关统计，经腾冲向缅、印输出的大宗商品种类不下80种，主要有生丝、丝绸、石磺、毛毡、茶叶、火腿、纸张和各种土特产品。其中，生丝和丝绸的出口占云南出口总额的50%以上，1918年接近90%。1930—1939年的10年间，腾冲年平均出口关平银达500余万两，最高年达708.3万两。
从缅甸进入腾冲的商品来自五大洲的50个国家，品种不少于160种。据《腾越厅志》载：“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塞路衢。”其中棉花、棉纱占进口总额的50%，其次是来自英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家的各种布料，每年进口销量12万匹，再次就是翡翠玉石，年进口500—800担。其他洋油、洋钟、洋灯、洋伞等“一切奇巧好玩之物，亦无不贩运来腾”。腾越商帮足迹遍布缅甸各都市港口，远至印度加尔各答、葛伦堡和新加坡，产生了大批华侨富商。
三是近代工业开始起步。明清时期，腾冲手工业，特别是玉雕、矿冶、造纸、棉纺等已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但多为家庭作坊式生产。清末民初，一些大商家积累了较多财富，产生了办工厂、兴实业，获取更大利润的念头，于是一批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最多和最早出现的还是玉雕行业，至民国初年时，县城及周边有玉雕工匠3000多人，大的作坊100多个。其次是纺织业，1918年，几家跨国大商号先后在四川蚕丝产地投资办厂，生产纺丝和洋纱。1917年，第一家具有现代性质的“腾冲广益铅铁公司”在滇滩、明光投产，批量生产铁锅、农具。之后，印刷厂、制鞋厂、织布厂、织袜厂、火柴厂、火电厂、电池厂、肥皂厂等等相继出现。其中，1933年创办的腾冲火厂，年产最高时达720万盒，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保山、德宏等地，其中50%销往缅甸。一时间腾冲成了云南兴商办企业的热土，腾冲也因之成为云南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
这些巨商不仅在腾冲开厂，还把企业办到了外面的世界。如洪盛祥在下关开办 “洪记石磺有限公司”，在普洱设“洪记普茶有限公司”，在下关设制革厂和茶叶加工厂;茂恒在昆明兴建“云茂纱厂”等等。
四是资本市场开始萌芽。财富的积累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兴商办厂又为大量闲置的资本找到了投资增值的土壤。清朝末期，腾冲民间资本市场已十分活跃，除了商人间相互入股经商办企业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钱庄、典当行等金融形态。1916年，云南富滇银行在腾冲置办事机构。1936年云南兴文银行在腾建立分行。1945年，中国四大银行、云南地方的矿业银行、实业银行、侨民银行纷至沓来，腾冲成为边陲金融重镇。群商汇集，产业兴旺，被称为“小上海”“小香港”。
五是民主文化思想开始传播。新兴的工商阶层在将先进的机器、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带入腾冲的同时，也将先进的文化、科学民主的思想带入了腾冲，在边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并成为云南民主革命的发祥地。1908年，孙中山在缅甸仰光成立了同盟会支部，爱国侨领寸海亭加入同盟会，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奔走发动，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发展了1000多名同盟会员，其中有大批腾冲华侨商人，他们用实际行动成为新文化和革命火种的传播者和实践者。1911年10月27日，张文光领导腾越辛亥起义，在云南率先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比昆明的重九起义还早三天，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的先声。[未完待续]
这一时期，办学、办报、办刊、办图书馆、结社立论、集会演讲在腾冲蔚然成风。先后成立了“咸新社”“青年促进会”“旅缅和顺崇新会”等进步组织，宣讲科学文化、民主思想、公序良俗，倡导教育革新、社会公益。仅和顺崇新会1938年时就有会员673人，实际会员达千人以上。华侨商人纷纷解囊出资，以兴办公益事业，传播科学文化，振兴家乡为己任，先后创办了永昌师范学校、腾越高等学堂、腾越中学、和顺益群中学、明德女子学校、腾冲文辉女子中学、和顺图书馆、绮罗图书馆和《腾冲日报》《每日要讯》《和顺崇新会刊》《和顺乡》《和顺图书馆无线电刊》等报刊，腾冲一时成为了云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涌现出了张文光、李根源、寸海亭、李曰亥、艾思奇、寸树生等一大批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家。鲁兴勇先生在《一个乡村的崛起之路》中，生动而翔实地记述了和顺的新农村运动，是腾冲新文化运动的典型代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三次辉煌的特点，那么，第一次是以“哀牢归汉，永昌郡设立”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治理疆域和政治影响达到了巅峰;第二次是以杨慎和“三张”的文学成就为标志，文学创作和文化繁荣到了巅峰水平;第三次则是以“腾越商帮”的兴起和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为标志，发展领先全省。
二、繁荣发展的原因分析
三次辉煌特点各异，成因也各不相同，但又总是有某些共同的历史规律可循，综合各位专家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地缘因素。保山地处雄山大川之间，历来是西南边疆安全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内地连接边疆，通往异域的要塞和枢纽，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穿境而过，战略地位十分显著。同时永昌地区有较多的山中平坝，土地肥沃，气候温润，宜居宜业，地缘优势决定了永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重要性，成为历朝历代中央集权重兵把守、重点经营的地区，是人流、物流、财富流汇集的通道和洼地，这为保山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政治因素。哀牢归汉后，保山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设立了郡、县、府等行政机构，对保山实行封建管理体制，保山从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郡治所在地今隆阳成为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发展汇集了人财物等各种要素。
唐宋时期是中国的强盛时期，但由于永昌地区属南诏国和大理国，永昌与内地的文化、商贸、人员交流几乎完全阻隔，加之连年征战，南诏、大理国时期的500多年时间，永昌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到汉以前。清代《永昌府志》记载：“永(昌)自汉唐以来，时通时塞，夕改朝更，民无定主，教养不闻，遂使西南一隅不几为哀鸿之渚欤。”
元朝以后，永昌重返中华大家庭，在中央王朝的统一领导和支持下，实行土、流兼治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有利于统一领导，又有利于发挥地方土官的积极性，同时实行大规模军屯、民屯，加强了边防，促进了边疆开发，保山随后迎来了第二次发展高潮。
清末民初腾冲创造的辉煌，也与腾冲一度成为滇西行政中心不无关系。清光绪末期，在腾冲设置迤西道，辖永昌、大理、丽江、顺宁四府和蒙化、永北二厅，共19县、12土司、11土千总。民国初年，设腾冲府、腾越道，治所均在腾冲，辖今保山、德宏、怒江、丽江等地12县11个设治局。后改云南第一殖边督办、腾龙边区行政监督，治所也在腾冲。行政中心的地位，意味着各种资源的汇集，为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交通因素。永昌的发展与一条路有着密不可分的极大关系，尽管在这条路的称谓上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但这条路的存在及其历史价值却是公认的。这条路就是蜀身毒道，即从四川成都到印度(身毒)的道路，后来很多人也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丝路，其中从大理经永昌出缅甸的一段称为永昌道。
永昌道是中国通往缅甸、印度、大秦的咽喉要道。我省著名历史学家林超民认为永昌道公元前四世纪就已存在，“是民间自发开通的商贸、文化交流的道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有重要作用，推动了永昌地区、云南和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这条路串联着保山的发展史，这条道路畅通，人流物流就大，商贸就兴旺，文化就繁荣，永昌就兴盛，这条路阻断，永昌也就沉寂。
哀牢归汉以后，汉武帝积极开发西南边疆，大修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永昌对内对外的交通交流十分顺畅，人流物流迅速在这里集散，从而掀起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唐宋时期，南诏国、大理国出于统治需要，闭关锁国，这条路的沉寂也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没落。
元代，中央高度重视这条道路的战略价值，建立了完整的驿站，由国家统一管理，并延续到明代，成为中央王朝控制、管理边疆的唯一通道。道路顺畅，安全保障，使这条路成为“珠宝之路”“贡象大路”，来自东南亚、南亚的使臣和各国商贾往返于这条大路，从而带来了永昌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明后期，为阻挡夷外势力侵扰，腾冲以西的驿站逐渐革除，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腾越边区设立了八关九隘，虽然加强了边疆安全，但也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商道，并使缅甸北部的大片版图被缅甸洞吾王朝吞并。此后永昌地区进入近200年的平凡时期，直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开腾越关禁。鸦片战争之前，为加强海防，清政府在沿海地区实行“禁海”政策，除广州口岸外，“片板不得下海”，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条陆上国际通道的重要性，保山、特别是腾冲人抓住这一机遇，迅速迎来了第三次发展高潮。
(四)人才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起着决定性作用，保山的发展历史验证了这一论断。一是大规模移民提升了人口的整体素质。最早记录的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迁吕氏(吕不韦)后人从蜀地入滇西设不韦县。永昌郡设立以后，沿着蜀身毒道进入永昌的军政移民、商贾艺人、民工苦力、发配罪人以及一些来自缅甸、印度、罗马的商人，形成了保山历史上第一次移民潮，这些最先来到保山的移民，对于当时蛮荒之地的永昌来说，堪称人才，智力水平和技能远远超过原住民。他们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耕、纺织、手工、冶炼技术，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通过几代人的融合，风俗教化、人口素质、文明程度大大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由政府组织的移民潮是明朝洪武年间，号称举世移民大屯垦。据《明实录》，洪武年间明廷调兵入滇约10次，人数约为25万人，并带家眷约七八十万，实行军屯。除军屯外，还有大规模民屯，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沐)英还滇，携江南江西人民250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划地亩，分布临安……永昌、腾冲各郡县……又奏请移湖广、江南居民80万实滇，并请发库努300万。帝均允之。”此外还有大量罪徙充军、经商讨生的移民。其中，进入永昌、腾冲的移民不下20万，规模之大，来源之广，人员结构之复杂，堪称史无前例，以至于改变了原来的人口结构，从长期以来的“汉人夷化”到“夷人汉化”。这些来自于中原、江南、江西的移民，秉持“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兴修水利，精耕细作，一整套内地先进成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礼仪理念根植永昌大地，迅速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
二是涌现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好官。一个时代的兴盛，必须要有一大批好官执政。耿德铭先生认为，东汉至蜀汉时期，永昌的兴盛得力于“派遣了很多德才兼备、锐意开创、大有作为的主政官员。”郑纯、曹鸾、吕凯、王伉、霍弋等都是功绩卓著、载入史册的永昌太守。明清两朝，永昌也出现了大批好官良吏，这些主政官员立法施教，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保境安民，清正廉洁，政绩突出，是永昌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对永昌的兴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知识分子、士绅、富商阶层的兴起。知识分子、士绅阶层、富商阶层是一个地方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的引领者，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少数”。在保山的后两次辉煌中，这一群体所产生的作用尤为突出。
明代，永昌地区是云南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区。一方面是大规划移民中有部分知识分子进入永昌，另一方面是很多被贬谪的官员，如监察御史范从文、姬思忠，进士刘寅、儒士祝璀、翰林院大学士杨慎等人久居永昌，他们是人才中的佼佼者，在永昌兴起了一股儒学文教之风，直接将永昌文学创作推向了巅峰。其三，明朝官府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大力传播儒学思想和各种文化知识，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其中一部分还靠科举入仕，明代永昌府考取举人244人，进士22人，在全省居于前列。
近代清末民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兴起的一大批富商阶层，对永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腾冲的侨商阶层，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财力雄厚，思想前卫，他们开办工厂，垄断贸易，不仅对地方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还接受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倡导民主政治，大办公益事业，深刻地影响地方政治文化的发展。
总之，三次辉煌都得力于“天时”“地利”“人和”的高度契合和潜能的极大发挥。
三、历史对后世的启迪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发展的伟大时代，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而偏居滇西一隅的保山，近年来同样以惊人的速度跨入了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快车道，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惊叹。保山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必将对推进保山高质量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一)传承精神文化，坚定发展自信。积淀了两千多年的永昌文化，融合了中原汉文化、边地少数民族文化、戍边屯垦文化、走夷方商帮文化、侨乡文化、滇西抗战文化、珠宝翡翠文化等多元文化，纷繁璀璨，博大精深，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芒。千百年来，这些文化已渗透到保山人的骨子里、血液中，成为保山人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价值取向和精神寄托，深刻地影响着地方的发展。
儒家思想是永昌文化的灵魂。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中原、江南的汉文化随之带到保山，通过建筑、生产、习俗、信仰等形式，在保山得到较好的传承和发展。如被称为儒学“家教活化石”的腾冲人的“家堂”，供奉着“天地国亲师”和祖宗，传承、倡导的是天人和谐、爱国忠孝、仁义礼智的儒、道思想。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忠义爱国、仁爱博大、崇尚正义、诚实守信、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渗透到永昌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滋养出保山人普遍诚信敦厚，温文尔雅，不露锋芒，不事张扬，无偏执激狂的地方人文特征。
保山地处边关要塞，历朝历代边疆各族人民为保家卫国，书写了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形成了独特的戍边卫国文化。三国时有“执忠绝域”的吕凯、王伉;明代有几十万人为戍卫边疆，背井离乡的大移民;有三征麓川的艰苦卓绝;有明末清初的中缅战争;近代有马嘉里事件、片马事件。特别是滇西抗战，保山人民用血肉之躯筑就了滇缅公路，用铮铮铁骨写就了《答田岛书》，用众志成城将日军挡在了怒江西岸……两千多年锤炼出的爱国忠义精神，成为了保山人血液中永远的基因和永远的精神力量。
保山人的移民特质，决定了保山人具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腾冲人的“走夷方商帮文化”中。“走夷方”就是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走夷方”走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商人，走出了赫赫有名的腾越商帮，带来了保山的繁荣与昌盛。但“走夷方”需要极大的勇气，不仅路途艰难，还要闯过赤炎瘴疠、毒蛇猛兽、野人盗匪等生死关，很多人血本无归，很多人客死他乡。因此走夷方也就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走出了恪守商道、精打细算、忍辱负重的精神，也就形成了独特的走夷方商帮文化。
今天，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就是要传承文化精髓，汲取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和发展信心，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永昌文化无疑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去创造更大的辉煌。
(二)借鉴前人经验，促进跨越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研究保山两千多年的发展史、特别是三次辉煌的历程，有以下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夯实基础，改善交通是关键。保山地处横断山区，交通十分关键，当前交通仍然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可喜的是保山正在全面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路网、航空网、能源网、水网、互联网五大基础设施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快推进。在建8条高速公路将从根本上提升我市的交通质量，两个百万级机场正在扩建，通航能力不断增强。但在中国全面进入高铁时代的今天，我们的铁路还在建设之中，并且等级还不高，我们应加快建设，并努力争取提高等级。同时还要努力争取将高速路、铁路延伸到缅甸密支那和更远的地方。只有大通道全线顺畅了，交通的短板才真正补齐，区位优势才能真正发挥。
二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是根本。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辉煌绝不是以某个阶层、某一群体的辉煌为标志，而是共同富裕的全民辉煌，因此应该把改善民生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抓紧抓好。当前，最大的民生、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脱贫攻坚。全面消除贫困，共同致富奔小康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是载入史册的一大壮举，值得我们每个人积极投身其中。与全国同步，我市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到了攻城拔寨的关键时刻，我们要一鼓作气，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三是勇于创新，扩大开放是活力。历朝历代，我们的祖先从中原、江南等地举家长途跋涉，历尽千难万苦，落籍蛮荒之地，开创了永昌辉煌;也是我们的祖先一路披襟斩棘，迎着毒蛇猛兽，走夷方，驮来了永昌的辉煌;也是我们的祖先闯香港下南洋，足迹遍布全世界，成为云南华侨富商最多的地方。祖先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走出去才有出路。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保山应该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更加重视我们的区位优势，更加重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在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工程中先行先试，走在前列。
四是干净担当，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是保证。一个地方的发展，干部队伍是中坚力量和关键因素。保山的辉煌历史总是伴随着一批好官良吏，他们对地方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有的甚至在关键时刻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墨子》中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习总书记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此，保山要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就要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五是重视教育，繁荣文化是后劲。教育是硬实力，文化是软实力。保山的历史表明，教育抓得好，文化就繁荣，地方就兴盛，反之则一片凋敝。教育是立国之本，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后劲，因此我们要把教育作为全市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工作来抓，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保山高质量跨越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保山历史的每一次跃进，社会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软实力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起着“润物无声”的作用，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弘扬永昌文化，并不断繁荣和发展现代文化，来提升保山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今天的保山，正在开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紧扣“山水田园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开放创新之城”三个定位，将保山打造成滇西区域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大城市的宏伟目标。保山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先例，只要我们咬定目标，众志成城，发扬我们骨子里坚韧不拔、开拓创新、敢闯敢拼的精神，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事业就一定能够成功，保山就一定能再创辉煌。
长河颂千古，雄山万世昌。历史的长河总是会在一些特殊的时空激起朵朵浪花, 虽然这些浪花的激情和精彩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些精彩所散发的文化魅力，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如雄山矗立，永昭日月。
□ 温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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