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哲学从“殿堂”搬到“屋堂” ——学习《大众哲学》札记
来源：保山日报网-保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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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报社退休干部学习，每人发了一本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回家后，我花了一周的时间，一字一句地认认真真通读了二遍，感慨万千，不得不重操旧业开启小“作坊”——笔耕。
艾思奇，《大众哲学》，人名书名，早就如雷贯耳，但一直没有拜读过。不说是我的悲剧，少说也是我的过错，再退一步说也是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作为参加1983年全国首届自学考试且经过三年奋斗获得哲学大学文凭而今步入耄耋大门的我先后曾四次到和顺乡参观过艾思奇故居的我来说，竟然没有读过老乡伟大的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岂不只是自己难以启齿，更让人贻笑大方，是件离奇又荒唐的事。现在这次迟到的学习，而且是学习了二遍，也算是亡羊补牢，虽然挽救不回损失，但也可把损失降到最低，挽回一点面子，姑且只能这样。
再三咀嚼《大众哲学》，从形式到内容，十分新颖，说理充分，论证有力，深入浅出，既有大厨师烹饪的“山珍海味”之美味佳肴感，又有“山毛野菜”的原生态之新鲜淳朴情，“阳春白雪”可品味，“下里巴人”能享用，大有让人感到把哲学从“殿堂”搬到“屋堂”，《大众哲学》把“哲学大众化”之感。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普及哲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推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正如人民出版社在1978年10月的“出版说明”中所说的一样：“这本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从1936年印行第4版起改名《大众哲学》。1948年12月，共印行了32版。数以万计的读者，由于本书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者多次进行修订，希望本书能更好地发挥启蒙作用。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50年，但未能印行。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根据这最后一次的修订稿整理排印的。”
《大众哲学》，无论从表达方式，还是研究成果，抑或是谋篇布局，不仅具有中国特色，在世界上亦属创新，创造性地开启了哲学教学、宣传和普及的新纪元。《大众哲学》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了我们的前辈、同辈，还将影响后辈，这是作者的伟大贡献，亦是国人的骄傲。
《大众哲学》的诞生，在中国开创了学习哲学和哲学研究的新纪元。这是探索，也是创造。
首先是它的通俗化。引导大众拄着学习的“拐棍”，进入理论的“高山”，走出以往哲学家讲哲学的高深的“溶洞”，把握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方向盘”。这既是表现手法，同时也是其探索、创造及伟大贡献。正如作者序言所说：
“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学，所以使一般人反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艰涩难解了，没有方法和它接近。这种错误的观念，似不能不说是由过去谈哲学的人所造成的。”
“通俗化的《哲学讲话》的出版，是读书生活最初的收获。”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
其次是理论联系实际。既联系我党我军革命斗争的实际，又联系大众生产生活的实际;既联系历史的实际，又联系现实的实际;既联系国内的实际，又联系国际的实际。使大众感到天文地理、山水田园、衣食住行时时处处都有哲学，“我不认识哲学，但哲学认识我，只怪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大众从《大众哲学》中不仅了解了哲学，同时也了解了自己，“一键启动”，开启了做明白人的人生历程。
大众哲学的写作技巧、表现手法、语言应用也有独到之处，在哲学研究和教学中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论证文、散文、杂文等的表现手法都有，用不同的形式服务于不同的内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作者抬着摄像机，用长焦镜头将远方的云雾缭绕的哲学理论拉近放大到你的眼前，使你获得眉清目秀的哲学概念，正确理解和把握精神实质，学以致用，指导我们的工作。
《大众哲学》表述的生动性、趣味性也是首屈一指的。这里摘录几个小标题佐证：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二元论、机械唯物论”;
“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
“在劫者难逃
——偶然、必然与自由”;
“没有了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七十二变
——现象和本质”。
用这样大众化的、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深刻的哲学思想，深入浅出，吹糠见米，这种被作者称之为“我努力接近读者所取的路径”，对于建设“大众哲学化，哲学大众化”的“最后一公里”的“高速路”，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创举，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
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是《大众哲学》诞生的基石。没有作者的“人民至上”的理念以及“摸爬滚打”的吃苦精神和“精耕细作”的技能，就不可能孕育出《大众哲学》。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也因此，毛泽东与艾思奇结下了深深的“哲学情”。
艾思奇是个社会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个革命的社会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深入生活深入大众的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写出似乎“不太高级”的哲学著作，由此获得“哲学家”的尊称，这是他的成功之道，更是难得的学者大师风范。
著书，必须了解读者，从而架起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就是说，作者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了解读者需要什么，才能采购“食材”，“烹饪”出适合广大读者口味的“家常菜”。这也是艾思奇的真才实学的功夫所在。
他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中这样写道：“像这样写出来的《大众哲学》，自然不能算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了。我同意有一个刊物所批评的话说：‘现在不是没有人能写出更好的同类的书，而是没有人来努力。’是的，我承认中国应该有更好的书出来。我把这不大好的一本投到读者的面前，是很惶愧的。但这一部书竟写成了，而且竟意外地获得了不少的读者。这又使我的心里感到了一些安慰，感觉到一年的功夫也并没有白花。但这样的现象，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毋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知识饥荒是太可怕了。读者对于我们的期盼的热烈，实在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才能和努力之上，因此才使这样一本蹩脚的书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的欢迎。我所感到安慰的是，因为《大众哲学》的出现，因为读者诸君对于这本书的热烈的爱好，研究专门学问的许多人(连我自己也在内)也许会因此深切地明白了中国大众在知识上需要些什么，因此也才知道自己为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我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才把当初写作时的那种踌躇的心情抛弃了，更有勇气地来做一些我认为应该做的工作。我相信另外的许多朋友也会有这种同感。要是这样，那么目前中国哲学上的同道者也许有人会起来努力做一件更好的工作的。《大众哲学》如果能产生这样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那就更是我私心所要引为慰藉的了。”字里行间，作者翻腾的心思和执着的精神和盘托出，令人敬仰。
学哲学，可以拓展我们的思路，提高我们的素质，使愚蠢的人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更加聪明起来。学以致用，能够使不太会工作的人会更好的工作，使会工作的人工做得更好。哲学可以“打磨”和“塑造”我们的灵魂，指导我们去认知事物，解剖问题，处理家务、民务、政务，甚至可以把一个人从“死胡同”里引导到“康庄大道”上来。这就是过去有的人所说的辩证法的“变戏法”。乍一听似乎“贬义”，细一想，喻中有理。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某某“说的在理”，实际上就是说“某某”讲的有哲理。哲理中有大道理，大道理中有哲理。学哲学，至少使我们懂更多的理，更多的讲理。
也许会有人认为，大众哲学是在几十年前中国大众的文化素养和哲学素养相对较低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而今国人的文化水平和哲学水平大为提高，学《大众哲学》不解渴了。这种认识是有偏见的。不错，现在全民的文化素养较几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提高。建国初期，大学文化的省部级干部实属“凤毛麟角”，而今大学文凭的乡镇干部比比皆是，就连大学生村官也不稀奇。但是，文凭并不等于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文化高并不等于哲学水平高;即便精通哲学的理论并不等于能够熟练地运用哲学的理论指导工作。学理论，千万不能等到“如饥似渴”时才学，也不能搞所谓的“急用先学”，正如人们不渴也要适当的喝水一样，随时补充身上的水分，千万不能出现脱水才喝水。再说，《大众哲学》深入浅出，触类旁通，入木三分，这是它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再三学习。即便你是一个理论家，也需要进行理论的再学习，何况我们是离“家”还有万里之遥的“大众”。
也许会有人说，学哲学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不，具体问题里都有哲学，哲学可为我们解决具体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如我们学习运用好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那么，可在从政中防微杜渐，拒腐防变。那些入狱的贪官，都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都是“得寸进尺”“循次渐进”的“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进入“高墙”的。
使哲学大众化，让大众哲学化，这是艾思奇写《大众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哲学用哲学，用哲学这把“万能钥匙”去打开“大千世界”以及我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方便之门”，这是我们学习《大众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读者与作者的“两点重合”，便是理论和实际的完美无缺的“无缝对接”。
既然我等退休老头都发《大众哲学》，也许在职的公务员已人手一本。我坚信大家一定比我学得好。我的上述学习心得，不过是“班门弄斧”，“弄巧成拙”罢了，说得好听一点，充其量是“抛砖引玉”而已。
□ 何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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