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对保山社会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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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以来，大量的汉族商人沿“南方丝绸古道”过境保山，也有少数留下的，虽说对汉文化的传播微乎其微，却是汉文化在哀牢地传播的开始。特别是“不韦县”设立，吕不韦后裔吕嘉氏族从今四川到保山坝定居，并“开文教之风”，从而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
汉文化的传播是从大规模移民开始的，汉族文化涌入永昌，与土著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加速了“汉化”进程。“汉化”不是替代，不是覆盖，本质上是汉族文化与当地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文化的融合这才是“汉化”的本质所在，才是最重要的。
永昌郡时期，是汉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永昌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当地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个融合过程，也就是哀牢文化向永昌文化发展的过程。
永昌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教育的普及，是科举制度的施行。
科举制产生的思想渊源是先秦时期“选贤任能”的儒家思想。汉承秦制，在官员选拔方面推行作为科举制初始形态的察举制，隋唐时期是科举制正式建立和形成的时期。
到了明朝，科举制日臻完善成熟，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指导思想，明太祖朱元璋诏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保山置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主要还是一个军事性质的边城，虽然也设有卫学，但学员多为驻军子弟，也就是谪居的汉族子弟。明世宗登基后，认为“金齿僻处遐方，因无流官抚治，风俗颓坏，军民穷困，而又外夷不时侵扰，为地方之害”，同意改金齿卫为永昌军民府，开始由军事机构变为一个行政区域，正式纳入明朝的行政管理体制，一大批文人和富商举家迁入保山，由此带动了保山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保山的科举也因此而时兴起来。
保山有史可查的第一届举人是景泰庚午年(1450)的张杲和郑谦。
明成化二年(1466)，保山出现了第一个进士文澍，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后历任郎中，先后到四川重庆府、贵州思南府任知府，政绩突出。
明朝成化二十年(1484)，张志淳考中进士，成为保山进士第二人。官至南京户部侍郎、工部侍郎，致仕居家二十七年潜心著述，是明代云南最为著名的学者，其代表作《南园漫录》，是明代云南学人唯一入选《四库全书》者。
张志淳一门，是永昌有名的科举家族。张志淳和他儿子张合是进士，张含是举人;张志淳兄弟张志信、张志宁也是举人，直到清乾隆年，他的裔孙张纬仍考中丙子科举人。
张志淳长子张含几次赴京参考，终不能进士，却在诗歌上颇有造诣，有小杜甫之称;次子张合，嘉靖元年举云贵乡试第一，嘉靖十一年在京以二甲第六的排名登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湖广按察司副使，著有《贲所诗集》《宙载》。
《新纂云南通志》称：“张氏父子兄弟，文行卓卓，誉流三迤，韵著千秋，甚盛事也。”
明朝把科举与教育整合为一体，明令科举必须是“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进学校读书成了参加科举的必要前提，社会各阶层自然而然就会对学校教育倍加重视，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除了官办的儒学、社学、书院、义学，还有民办私塾、家学、宗族之学。一些少数民族子弟也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陈文在《云南图经志书·重修云南志序》中称：“永昌府，古哀牢夷之地，正统间始建儒学之后，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
保山地方教育先师杨象山就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永昌有个杨象山，金榜题名五连冠”，是保山教育发展的巅峰，也是科举制度在保山盛行的例证。
参加科举的过程，先要启蒙识字教育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练习作八股文，约八至十年。学习的内容除了熟读《四书》《五经》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如《钦定四书文》所收明代八股文486篇，清代八股文297篇。可见，受过这么多年的八股训练、识字教育，个人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参加科举考试，不是人人都能考中举人、进士。多数人通过参加科举，当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后，大多脱离了体力劳动阶层，靠拥有的学识谋生，或在乡里开塾授学，或入衙门做文书工作。
最具代表性的科举家族是清代袁文典、袁文德、袁文思、袁文揆四兄弟，或举孝廉，或为秀才，虽无进士，但都博学多术，一生围绕着书籍而从事阅读、收藏、著书、文献整理等各种学术活动。袁文揆编著成《滇南诗略》共四十七卷，成为研究古代云南政治、历史、文学、人物的百科全书，文学贡献居功至伟。
科举考试不分民族，重在文化知识与才能。特别是明王朝，更是主张在云南、贵州，给予少数民族考生以优惠政策，把各种信仰、民族不同的人与国家政治取向联结在一起。
在保山地区，少数民族科举家族以闪氏一门极为耀眼，出8名举人、2名进士。他们以儒为业，耕读为务，多人为官并有作品行世，门风不堕，颇负时望。保山县出了两位在朝廷担任侍郎的进士，一位是张志淳，一位是闪仲俨。
徐霞客行游至保山，闪家不但选送优质食品和用物，闪仲侗还送去徐很需要、当时颇为难得的张志淳所著的《南园漫录》《续南园漫录》供徐霞客抄录。
科举实施之后，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导向作用。天启《滇志》记载：永昌府“士知向学，科第相仍……仕进之路既广，诵读之士愈奋，边地文化日益振兴矣”。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如衣着服饰、生活习气、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等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其土著居民“言动服食，衣冠礼仪，悉效中土制度”;“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
明代，各土司府的土官是世袭制，明孝宗下令规定，凡承袭土司职位者，“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以此鼓励土官子弟进入学校学习，并给予特殊照顾，使得儒学在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和普及，人才辈出。
举人可以进地方机关工作，进士则可以进到中央机关工作，他们都是本民族中的佼佼者，是本民族引以为傲的人，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这个民族，这对各个民族形成大统一国家的认识，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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