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状元楼： 杨慎名作《临江仙》成稿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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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桂湖杨慎塑像 俞匀 摄
杨慎《临江仙》
□ 刘义马
保山历史文化名城里有一座本没有楼层的“状元楼”，现在位于隆阳区第一中学初中部篮球场边，只因为充军状元杨慎落籍永昌的36年里曾经长期在此居住，并在这里撰文著述。因此，后人为纪念杨慎，便将这间只有一层的房子称之为“状元楼”。据考证，状元楼就是杨慎名作《临江仙》的成稿地。——题记
前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杰出的学者和诗人，与徐渭、解缙并称为明代三才子，此中又以杨慎居首，后世更是尊其为“明代著述第一”和“明代文化巨人”。
杨慎于明嘉靖初年因“议大礼”案而充军到当时称之为“烟瘴之地”的永昌卫(今保山)，并落籍永昌36年，当时明代的户籍管理有民籍和军籍两种，杨慎的户籍登记属于永昌卫军籍，因此永昌成了杨慎的“第二故乡”。
杨慎谪戍永昌期间，虽有请假报备外出，但是多数时间是在位于太保山东麓的四川会馆后院(今状元楼)里博览群书，并撰文著述。据考证，后来被毛宗岗父子将其录为《三国演义》开篇第一词的《临江仙》就是在此修订成稿的。
随着《三国演义》被搬上荧幕，《临江仙》成了杨慎众多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一首作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数百年来，杨慎一直以亲民的形象存活于保山民间，保山人习惯称呼他为“杨升庵”或者“杨状元”。为纪念杨慎在参与建构“永昌文化”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和弘扬他的乡贤模范精神，在此略做介绍。
世家有少年
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冬月，杨慎出生于北京孝顺胡同一处官宅之内，这是一个官宦世家，从杨慎的祖父杨春到杨慎的子侄辈，杨家四代人一共出了七个进士，是个望族，因此杨家被称为“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
杨慎出生时，他的父亲杨廷和当时为武英殿大学士，供职翰林院，官位不算太大，却也在学术界颇有地位，不但诗文功夫了得，兵法韬略财务政事皆有见地，正在为后来入主内阁出任内阁首辅大臣积蓄力量。
更值得一说的是，这杨廷和自小便才情不俗，12岁乡试中举，19岁中进士，入仕以来，可谓青云直上。杨慎出生之时，杨廷和正处于事业极速上升期，按常理说，杨慎的人生道路会因为他的父亲杨廷和而变得格外轻松。
幼年杨慎，可以说是极好的继承了父亲的优点，自幼聪慧好学，又得利于原生知识家庭的滋养，得到了极好的家庭教育，据《明史》中记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12岁时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名句，又拟《过秦论》，其祖父看后大喜，将之与贾谊相提并论。13岁时，已经频有诗作闻世，一首《黄叶诗》更是让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一时之间传为美谈。
但是杨慎并未因为出身优越和别人的赞赏而懈怠，反而更加发奋读书。
勤学中状元
像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杨慎走上了科举仕进之途。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他回四川新都老家参加乡试，考官惊为奇才，给了他第一名的成绩。次年，乡试选拔出来的人才都得去京城参加会试，杨慎虽被考官列为首选，却因烛花不慎烧坏试卷，意外落榜。
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二月，在京24岁的杨慎再次参加会试，名列第二，在随后的殿试之上，杨慎交出的答卷被阅卷官李东阳、杨一清等人誉为“海涵地负”，正德皇帝亲自宣布他为殿试第一，独占鳌头。
金科及第状元郎，何等风光，自此，杨慎供职于翰林院，开始了仕途生涯。
自中状元后，杨慎一直在翰林院充任修撰、经筵讲官等职，不仅与第一流的学者交流切磋，还有机会出入皇家秘阁，看的书越来越多，杨慎便愈加博学，各方知识均有涉猎，且天赋极高，有过目不忘之能，这对日后杨慎编书著论奠定了厚实的学术基础。
一次，正德皇帝朱厚照对星宿名“注张”有疑问，派人来翰林院问，大家都愕然无言，唯有杨慎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说“注张”其实就是“柳星”，举出《周礼》《史记》《汉书》上的相关记载一一说明。
另有一次，湖广少数民族的土官进贡，说自己来自“水尽源通达平长官司”。有人以为“水尽源通达平”是三个地名，杨慎则取《大明官制》为证，指出这是一个6个字的地名。
杨慎博学之名在朝堂人尽皆知，众多学士也慕名前来讨教。
吏部考核时，对他的才华、品德给出了极高评价，称他“文章克称乎科名，慎修允协乎名字”，意思是说他的文章与状元的名声相符，他的品行也与他的名字相称。翰林院是明代朝廷的“智库”，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如果不发生意外，才华横溢的杨慎，早晚也能像父亲杨廷和一样入主内阁，位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坎坷入仕途
本以为杨慎会少年得志，却不料他的仕途生涯从一开始便不那么顺利。
一身才气，又极有政治抱负的杨慎，多少有一些桀骜和孤高，初入仕途时，因为博闻强识而受到器重，随后又进言上谏，直犯逆鳞。
要知道，古代文人为官，一大共性便是如此，为人臣子而太过刚直，往往便祸福相依，稍有不慎，便万劫不复，所以说“伴君如伴虎”。
做官没多久，杨慎看明武宗朱厚照整天游玩嬉戏、亲近佞臣，不理朝政，心里压抑不住愤怒，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直言指责朱厚照“若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则必有意外之悔”，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
可武宗根本不放心上，或许碍于其父杨廷和的面子，也没有过多怪罪，《明史》记载：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称疾归。
杨慎气愤不过，便称病告假，辞官故里。
正是在告假的这段时间，杨慎认识了黄娥，也就是他的妻子。
黄娥，也写作黄峨，四川遂宁人，是明代有名的女文学家，尚书之女，自幼博通经史，能诗文，擅书札，《明史》有传，后世更是将之与李清照相比较。名门闺秀，和杨慎可谓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杨慎和黄娥顺利完婚，婚后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后来杨慎充军到永昌卫(今保山)，黄娥也相依相送，伉俪情深，传为美谈。当然，这也都是后话。
祸起“议大礼”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未留下子嗣，张皇后及时与任内阁首辅大臣的杨廷和商议，便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于是年仅15岁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后世称之为嘉靖帝。
朱厚熜即位后，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杨慎回到京城复官，成为了天子的老师。过了不久，杨慎的父亲杨廷和便上书致仕，告老退休之后，还不忘嘱咐杨慎：万事深谋远虑，处处小心谨慎。
细细思考这番话，却暗含深意，杨廷和官场沉浮数十年，早已对帝王之心揣测得明白，他十分清楚，朱厚熜刚刚摆脱了自己多年的束缚，他的儿子如果还想像他一样，恐怕不会得到朱厚熜的青睐，反而会引火烧身。
果然，朱厚熜年满18岁掌握政权后，就开始提拔忠实于自己的新贵，桂萼和张璁首先受到重视，这二人十分会给朱厚熜拍马屁，使得他逐渐离不开这两个马屁精，但是这两个人属于心术不正之人。
而杨慎，却几乎没把父亲的嘱咐放在心上，他经常利用给朱厚熜讲书的机会，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朱厚熜。在朱厚熜看来，杨慎虽然是自己的老师，可自己毕竟是一国之君，君臣有别，长此以往，自然对杨慎心存不满。
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这也为之后的“议大礼”纷争埋下了伏笔。
“议大礼”这事，其实是皇帝折腾起来的。朱厚熜下诏礼部，命令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在人伦的角度，这无可厚非，可对于帝族礼制上却不合乎规矩，本就是相悖之事，诏令一出便引起群臣讨论，一致认为嘉靖帝应称正德皇帝的父亲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也就是说，嘉靖帝得管伯父叫父亲，而把亲生父亲当叔父。
这可惹恼了皇帝，迫于礼制，只能和各路大臣慢慢商议，最后干脆说自己要“奉母归藩”，群臣不得已，只好让步，同意追尊兴献王、妃为兴献帝、兴献后，但在父母的称呼前须加“本生”二字，并且仍然坚持让嘉靖帝称伯父为“皇考”。
“议大礼”的争论延续了好几年，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少数官员主张礼顺人情，站在嘉靖帝一方，这场争论变得更加激烈。200多名官员上了80余道奏疏，抨击张璁揣摩圣意;杨慎等36位翰林联名上疏，称耻与张、桂二人同列，以集体辞职表示抗议。
杨廷和早早致仕，躲开一劫，而一片丹心的杨慎，却深陷风暴旋涡。
这年七月，嘉靖帝一意孤行，正式下诏称兴献帝为“恭穆皇帝”，朝臣抗争不从。杨慎据理而争：“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229位大臣集体跪在左顺门，哭声直达内廷。嘉靖帝大怒，群臣陆续散去，却仍有过半在场，皇帝遂下令将尚在场的134人全部下狱，当场杖毙16人。
过了几天，嘉靖帝仍然余怒未消，认为“杨慎、张原等欺瞒君上，震惊阙廷”，再命杖打那天撞门的人，将张原当场杖毙，对杨慎等没有当场杖毙的人要求“永远充军烟瘴”，其余的削籍为民。
这场“皇权”和“相权”的角力相争历时四年，终于以“皇权”的绝对性胜利拉下帷幕。对这场争论，孰是孰非，当时及后世史家也莫衷一是。杨廷和、杨慎父子在“议大礼”之争中的立场，纵有可议之处，却也难掩其拳拳之忠、铮铮之骨。
充军永昌卫
37岁的杨慎，成为了一个终身流放者。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冬天，杨慎带着满身杖伤，由夫人黄娥陪护从潞河买舟南下，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湖北江陵，杨慎在此与妻子黄娥告别，只身一人前往云南永昌卫。临别之际，杨慎填写了一首《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
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于是，一声长叹，杨慎朝云南永昌卫来了。
杨慎摆脱了京都朝廷无休止的喧哗、纠葛与争斗，结束了尔虞我诈、新贵旧臣相互倾轧不休的政坛生活。从京都出来的时候杨升庵既有悲也有喜，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涌上心头。
他终于冲破封建腐朽势力的包围，从书斋走向了大自然，走向了边疆各族人民。此时，杨慎算是领悟清楚苏东坡感叹过的“儿时只道为官好，老来方知行路难”的道理了，离开京都也就无所谓悲痛了。
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正月，杨慎历尽千万艰辛，走过迢迢戍途，终于来到了永昌卫，从此落籍永昌36年，直至在戍所去世。
需要说明的是，杨慎落籍永昌卫36年，不是像坐牢一样困守永昌36年，只要经过向官方批准请假报备后亦可四处游历和返回蜀中。因为连续几任永昌知府和保山张志淳家族都欣赏他，关心他，因此他在云南四处游历。
杨慎的四处游历，并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游魂;他虽然被逐出朝廷，充军边地，但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他不想闲度日月，成为“天地之蠹”，从踏上谪戍之途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了创作与著述，之后在滇30多年，他读书著述始终不辍，“平居口不绝吟，手不释卷”，上探坟典，下逮史籍，稗官小说，百家九流，无不究心。众多文述也多是在这个时期完成，如《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六书博证》等。
而杨慎最让人敬佩之处却是他始终保住了自己的尊严，他从未把自己当作是有罪之人，尽管内心非常痛恨朱厚熜，但死也不敢公开指骂，只是说：“贬谪我根本不是英明君主的意愿”。
他一直盼望能够被赦，他曾在诗中颇为自信地写道：“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可后来六次大赦，均未惠及杨慎。
杨慎虽然在翘首企盼中，没有能够等来朝廷的赦免，只能感叹一声：“江花江草每年同，君不见，憔悴已成翁。”但是，在永昌的这36年中，他以一个充军老兵的身份奋笔疾书，描江山，述社稷，洋洋洒洒，淋淋漓漓，写成了上百种作品，终究成了明代著述第一。
可以说，永昌虽是罪卒充军之地，却像一位胸怀博大的母亲，接纳了杨慎，成就了杨慎。消逝无声的岁月磨平了他的政治抱负，却成就了他的文学理想。
在永昌，杨慎在逆境中完成了他的精神突围。
(待续)
责编：刘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