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卧佛古寺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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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卧佛寺山门
云崖山下的卧佛寺建筑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卧佛古寺
□ 李枝彩
1961年4月，中缅两国在云南西部边地举行勘界谈判，率团前来参加谈判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客住保山期间，曾向当时负责接待的我国政府领导人提出一个与谈判无关的特殊请求，希望朝谨位于保山境内的“云崖卧佛”。4月6日，吴努先生的请求如愿以偿。当他身披黄绫袈裟，三拜九叩朝完卧佛之后，当场捐资7000卢比，以赞助寺方弘扬佛法。身为一国之尊的缅甸总理，为何会对这异国他乡的一座佛像有如此之高的礼遇?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与缅甸国家尊崇佛教的传统有关，但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卧佛古寺在东南亚一带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影响。
“云崖卧佛”系因地处云崖山而得名。要探究它的来历和影响，还得从云崖山和云崖古洞说起。大凡到过保山的人都知道，在保山坝子西边，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山脉叫大西山。它在保山市境内有许多西—东走向的分支，其中，位于保山城北约12公里处的一条分支就叫“云崖山”。云崖山自主脉分支后由西向东延伸，延至保山坝边的浪坝、孟官村一带时，突然出现一个高约数十米的断层。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不知于何年何月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石灰岩溶洞。溶洞地处山脚，空气潮湿，秋冬时节常有雾气自洞中涌出，萦绕于崖壁山石之间，故有“云崖”之称。当地民间流传，早年有人为测试古洞的深度，曾捉来一只家猫放入洞中，然后唆使一条猛犬入洞追咬，狗追猫逃，直跑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从保山城南7公里处的云瑞石花洞钻了出来。幽深的洞窟和奇异的喷雾现象，给岩洞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于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把它当成是神灵的所在而分外敬畏。地方史志记载，早在汉晋时期，随着著名中缅印贸易商道的开通和印度佛教的东传，就有地方人士在这里塑设佛像、礼佛进香，首开了古永昌郡乃至西南地区佛教传播的先河。
隋唐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凿窟礼佛在中华大地成为一种风气。唐朝开元初年，有印度高僧名些岛者应南诏王室的邀请来云南传播佛教，因闻永昌云崖山洞奇香旺，当地众生礼佛至诚，遂专程前来设坛讲经，阐扬佛法。之后，又利用讲经所造成的影响在民间劝化募捐，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延聘当地能工巧匠在古洞中开窟凿佛，以供世人观瞻膜拜。经过三名工匠近七年的精心雕凿，终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造就了一具长约3丈，重达数十吨的巨型卧佛。据有关史料介绍，此次开凿的卧佛，系利用洞西南崖壁下的一块天然巨石凿成，佛像头北脚南、面向洞口呈半侧卧状态。左手曲立支撑头部、右手直伸搭于腿上，双脚上段为衣饰覆盖，下段稍曲隐入崖壁，面目端庄慈祥、似睡非睡，一副超然自在的景象。它的凿成，是滇西地区佛教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民间盛传，佛成之日，南诏王皮罗阁曾专门派员到现场主持开光仪式，褒赞些岛开窟造佛的盛举，从而拉开了日后永昌地方佛教事业大发展的序幕。
在带动地方佛教事业大发展的同时，“云崖卧佛”的开凿，也为卧佛寺本身日后的兴旺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据寺内现存的碑刻记载，明朝初年，保山设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为了强化统一，朝廷曾多次派钦差前来巡边视察、阐扬教化。永乐年间，有太监段××奉旨至金齿督军，因闻云崖卧佛气势恢宏、享誉一方，遂择吉日前往参拜。此间，当他看到洞外建筑设施因年久失修而显“隘陋”时，为表示对地方事业的关心，遂带头捐款，鼓励地方官绅“各出已帑”，鸠工备材，大兴土木扩修寺庙。碑文描述，此次扩修耗资甚巨，历时经年。先后扩修的建筑设施有大雄宝殿、藏经楼、天王殿、放生池、山门及位于侧面的斋庖、僧舍等。其中，主体建筑大雄殿系利用云崖洞原有的洞壁岩厦立柱架枋，辅以砖石，使之形成一个内洞外殿，融天然洞穴与人工建筑为一体的独特景观。洞厅内，除原有的石雕卧佛外，还按禅宗教义的规定，增塑了本尊三世佛、胁侍二尊者、观音三菩萨及十八罗汉等佛像。至此，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的佛教寺院终于基本形成。落成之际，当地许多文人墨客亲自赶来祝贺，不少人当场题诗对联，盛赞修寺塑佛的功德。并按当地传统习俗，商定把每年的正月初八日作为卧佛寺庙会日，举行相应的佛事和庆祝活动。碑文中有关“每岁春，郡人来此焚香游览者，车马骈阗，肩相摩而踵相接也”的描述，展示了当年庙会的盛况。成化年间，钦差镇守云南金齿等处都知监太监黎义主持重修卧佛寺，又在寺前扩修放生池，建湖心亭(明中期张含重建改为“禺山亭”)供人游览，并在寺周广种垂柳修竹，培植幽雅环境，使本已辉煌的古寺群落又平添了一份可人的秀色。嘉靖年间，浙江余姚进士严时泰奉旨重建永昌府，以文治兴邦、阐扬教化，云崖卧佛古寺以其独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优势，在当地众多文化胜迹中脱颖而出，荣登当时议定的“永昌外八景”榜首。崇祯年间，大旅行家徐宏祖游历永昌，曾专程对古寺进行考察，并在其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其独特的内外景观作了详细描述，称赞它是一处人工与天工有机结合的奇观。自此，这座位于西南遐方的古洞石佛就随着游记的广泛传播而名扬四海，成为云南各地乃至近邻的缅甸、泰国等各方信徒云游拜佛的重要去处。
清代以后，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各种社会动乱频繁迭起，但卧佛古寺作为一方圣地，却始终未受到任何大的影响，保持了一个旺盛发展的势头。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从南洋绕袭我国西南后方，云南西部边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战争。战争期间，卧佛古寺以其隐蔽的地形和幽雅的环境被选为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战时官署驻地，前后入住古寺数月之久。此间，他含辛茹苦，一方面奔走呼号，全力组织动员滇西各族人民配合中国远征军抵制日寇的进攻，确保西南后方安全;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大量搜集整理各种地方史料，为日后编辑出版著名的史学巨著《永昌府文征》打下了坚实基础。李根源先生在滇西抗战期间的这些重要活动，给卧佛古寺辉煌的历史，增添了更加耀眼的一页。
新中国建立以后，鉴于卧佛古寺在地方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在国内国外的极大影响，国家为保护古迹，曾先后于五十、六十年代两次组织力量进行维修。并延聘保山本地民间雕塑大师罗存仁等人，用8年时间在原有的佛像基础上增塑各类罗汉500尊。据当时的地方报刊报道，此次增塑的500罗汉，工艺精湛、神态各异，是西南川滇黔三省继成都宝光寺、昆明筇竹寺之后又一组规模宏大的佛教群雕。群雕落成的报道发表之后，在云南全省及周边国家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各地信徒再度掀起一股朝谨保山卧佛的热潮。本文开头提到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先生来保山特意要求朝拜卧佛一事，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最令世人瞩目的一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所谓“席卷一切污泥浊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中，卧佛古寺也和其他“四旧”一样遭到灭顶之灾，先是卧佛本身及诸多历代精美雕塑被“造反派”彻底砸烂、粉身碎骨。接着实行军管，庙宇殿堂或是被拆除当作柴薪，或是经改造变成营房，千年古寺一时间灰飞烟灭，面目全非。面对这种摧残古迹、毁灭文化的愚蠢做法，当时曾有多少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疾首，但在那劫难的年代里，又有谁敢站出来为卧佛鸣冤叫屈?所幸的是，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实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经地方政府多方协调争取，卧佛古寺重新回到当地人民手中。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建设，到本世纪初为止，原有的庙宇殿堂已全部得到恢复，被毁的石刻卧佛也由一具长6米，重约10吨的汉白玉卧佛替代并重塑周边的五百罗汉。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云崖卧佛”这座千年古寺已再度焕发青春，成为当地各族群众和广大外来游客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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