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历代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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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宝峰山摩崖石刻群
保山白塔元代《观音山灵运兰若碑记》
□ 李枝彩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许多用文字记录和保存历史的方法。除了早期的甲骨、简牍、金文和后来才出现的绢纸墨迹之外，刻石立碑(含砖刻)算是其中出现时间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记录手段之一。
何谓碑刻?按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的解释是：“碑，竖石也”，原意是指早期人们在宫室、宗庙之前有意树立的用于拴系骡马牲口的石块。后来因为有人在石块上刻文记事，遂逐渐演化成一种具有标志性、纪念性的物体。对此，唐代书学家徐坚在所撰《初学记》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碑，以悲往事也。今宫室、庙屋、墓隧之碣镌文于石，皆曰碑”。
保山为古永昌郡(永昌府)所在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南边地重要的人类聚居地和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中国传统碑刻文化的发展，在这里有着十分厚重的根基和极为深远的渊源。早在汉晋时期，随着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推广流布，这种利用砖石刻文镌字、记赞人事的方法，就被这一区域的古代先民所认识和采用，形成了我市早期一些有影响的碑刻作品。典型者如地方志书所记载的蜀汉时期的永昌“诸葛碑”、滇越(腾冲)“孔明碑”等，但由于年代久远，沧桑变迁，这些具有早期文化风格的碑碣石刻，大都在岁月的风雨中湮没散失了。只有近年来在保山坝子诸葛营汉晋古城、汉庄汪官营和小汉庄蜀汉墓、河图白塔村和板桥郎义村东汉墓、龙王塘建筑遗址中发现的部分砖瓦铭文，尚可窥见保山碑刻文化起源发展时期的部分风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实物如东汉“造此长乐寿未(央)”吉语砖及记录墓葬建造时代的东汉“元(延)熹二年三月十日”“中平四年吉”，蜀汉“延熙十六年七月十日亡”，西晋“元康四年造作”等历史纪年砖。
唐宋时期，保山为一度统治云南的南诏国下属的永昌节度和大理国下属的永昌府辖区，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推行，由中原大乘佛教和西藏黄教两大佛教教派融合而成的阿吒力教极盛一时。在碑石文化领域，汉晋以来形成的以记赞人事为主体的刻石立碑传统在持续发展的同时，被更多地融入阿吒力教文化因素，形成了许多既有部分汉字历史记录，又掺有大量梵文经咒和佛教造像的墓碑经幢。这类碑刻，除史志记载保山城区的南诏《永昌节度张罗匹德政碑》、河图哀牢山上的大理国《哀牢夫人墓碑》外，目前尚可见到的实物，尚有大理国天开十七年的腾冲“大理国烈女史梅风墓幢”以及延续至元代初年的小西干峨山孟观音庆墓幢、下绮罗沙帽山“腾冲府吏”尹明墓幢、保山龙王塘“大理金齿等处都元帅李观音墓幢”等，具有十分明显的时代和地域印记。
元末明初，由于国家统一的重新实现和不断加强，地方上原有的佛教阿吒力教文化习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随着内地汉族的大量迁入，具有典型中原文化风格的汉式碑刻文化再度流行起来，不仅在官府豪门中成为一种时尚，同时也为广大下层民众所接受和推广。碑刻的题材内容也从过去以纪赞人事为主逐渐向记人记事与写景赞物并重的方向发展，先后形成了一大批享誉一方的辉煌杰作。其中典型者如保山元代的《栖贤山报恩寺梵刹记》《观音山灵运兰若碑记》和明代的《孝感泉四村班水碑记》、“兰津古渡霁虹桥石刻群”、《金齿新建庙学记》《大明故昭勇将军金齿司指挥使胡公墓碑铭》《大明故骠骑将军右军都督佥事胡公神道碑铭》《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庙学记》《重修云崖卧佛禅寺记》《重修法宝山寺记》、明世宗《敕永昌知府严时泰》诏书石刻、《新设永昌府治记》、“赠南京刑部清吏司主事文公墓表”、张胜宗墓《山阡表》《处士张君德远墓志铭》、“明世宗敕张志淳父母诰封碑”、《明故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张公墓志铭》《寿官静斋郑翁墓表》《明敕封文林郎禺山张公墓志铭》、明世宗敕“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吴崧夫妇诰封碑”、金鸡“汉忠节吕公凯神(位)”碑、《四川按察司副使吴公墓表》、明世宗敕“广东道监察御史邵惟中诰封碑”、《累诏进阶太中大夫两广按察司副使邵公墓表》《重修九龙池沟道记》《重修东河土坝碑记》《疏河益耕水利记》，腾冲明代的“腾冲司指挥使陈公墓志铭”、《重修玉宝寺碑记》《方田子郑国秀墓志铭》《寿官北轩郑公墓志铭》《明故例授儒官蔺君配孺人余氏墓志铭》《奉政大夫延平府同知吴君墓志铭》，施甸明代的“姚关清平洞邓子龙题记石刻群”、《恤忠祠记》碑等等，把保山传统碑刻文化的发展，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清代、民国时期，虽然国势渐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动荡起伏，但作为保山传统文化重要成分的碑刻文化并未因此止步或衰落，相反还随着经济社会的起伏变化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前期，由于受激烈社会变迁的影响，传统碑刻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出现了一大批紧扣时代脉搏，展示重大历史事件进程和重要历史人物风采的作品。典型者如保山(隆阳)的“清世宗敕刘庶埴及父母妻室诰封碑”、保山文昌宫《公议捐置社田碑记》、汉庄《轮放大海水规碑记》、“左官屯、西山村立丛防盗碑”、潞江渡《江西公田碑记》、“府县合免江西会馆应差瓷器碑”“禁止骚扰潞江塘子驿站告示碑”“太保山种树碑记”“裁革云南全省夫马差役告示碑”“免除蒿子铺额外杂派差傜告示碑”、板桥哨《集股种桑碑记》，腾冲《重修宝峰山佛殿碑记》《重修天应寺碑记》《护珠寺地界碑记》、宝峰山摩崖石刻群、龙光台石刻群、原腾冲图书馆(今腾一中)石刻群、《绮罗三李功烈碑》《滇西都督大理提督张君墓》碑、国殇墓园石刻群，昌宁的《嘟噜凹甲纪略碑》，施甸的《青天张太老爷德政遗爱去思碑》、由旺《文昌宫碑记》《创建施甸义学碑记》《陆军中将祝公臯如墓碑》，龙陵白塔《赵氏宗祠序》、中国远征军“一零三师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碑”等等，从各个不同侧面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变迁进程和各个时段的经济、文化发展演变风貌。
保山历代碑刻的调查收集工作，最早是从1981年的全省文物普查开始的。几十年来，历经各级文物部门多次连续不断的普查调查，到目前为止，全市五(县、区)已发现收集各个历史时期的碑记铭刻总数已达数百件之多，其中有价值的碑刻文物总数也在200方(幅)以上。碑刻的存在形式，多以人工打磨刻制，规格大小不一的砖石碑板为主，也有一部分是直接利用天然崖壁和岩面书写的摩崖石刻。
收集或保留作品较多的石刻集群主要有：隆阳区太保公园碑林、水寨兰津古渡霁虹桥摩崖石刻群，腾冲宝峰山摩崖石刻群、腾冲原县图书馆(今腾一中)石刻群、李根源故居(叠园)石刻群、国殇墓园石刻群、龙光台石刻群、和顺图书馆石刻群，施甸姚关清平洞摩崖石刻群、旧城遂通桥石刻群等十余处。
这些碑碣题刻，文体形式多种多样，题材内容浩瀚广博。粗加归纳，文体形式大致可包括以记人记事为主旨的墓志铭词、史事实录、基建记载、行政公文、司法裁决、乡规民约和以写景赞物为主的匾额楹联、诗词题记等几大门类。题材内容，广泛涉及保山辖区五县(市、区)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演变历史，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和阅读参考价值。其中，尤其是那些以记人记事为主旨的名人墓葬碑、政府文告碑、宗教庙祠碑、农林水利碑、文教办学碑、税赋徭役碑、乡规民约碑等，多从个案入手，采用散文纪实手法，对保山历朝历代的政治变革、军事斗争、城市建设、道路交通、工商经贸、民族迁徙、宗教活动、文化教育、农林水利、对外交往和治安管理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演变细节，作了真实具体地描述记录，大大扩充填补了以往史志记载的诸多缺环和不足。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这些碑刻，分别出自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的书家之手，书法字体从汉晋墓砖上古朴生拙的古体隶书，到明清时期规范化的工楷、真篆，再到近现代的自由体行草书及仿古隶篆，各种书体形式一应俱全且书写风格各有特色，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展现了保山传统书法艺术的萌生、发展轨迹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尤其是明代著名学者书家余谷、汤琮、杨宁、夏衡、郭登、唐龙、黄养正、程南云、汪容、严时泰、张志淳、杨慎、李元阳、杨巍、沈鲤、吴璋、姜忻、邵惟中、胡璇等人的馆阁体正楷和真篆，近现代金石书画家吴昌硕、章炳麟、李根源的仿古隶篆，草书圣手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著名政治家孙中山、黎元洪和云南书学大家赵藩、陈荣昌、袁嘉谷、周钟岳、李曰垓等人的行楷书等，无论是在篇章布局、着墨运笔或是字形结构上，均达到了挥洒自如、出神入化的境界，具有极高的鉴赏收藏和研究推广价值。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保山历代碑刻文化源于汉晋，盛于明清，延续至今，前后长达2000余年。其内涵之丰富，成就之辉煌，在地方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笔者从事文博工作几十年，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曾数十次跋山涉水，拨草寻踪，用最适合拓碑的腾冲老宣纸，精心拓印各类大小碑帖数百份。在此基础上，借助众多文献典籍对碑刻文字进行了系统地点校识读和分类编排，着力从史学研究、文学品评和书法鉴赏等多个侧面对其蜿蜒曲折的发展演变进程和丰富多彩的内涵特征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探索，先后编成了《保山碑刻》(已出)、《保山历代碑刻汇编》(待出)、《永昌名碑集释》(待出)等多部专题书稿，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地保护研究和鉴赏宣传提供一份客观真实的依据。
责编：刘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