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 | 《爱情而已》剧照

　　文 | 冯仑（公众号 | 冯仑风马牛）

　　人生三件算不准的事：利害、苦乐、生死常有读者问我：“面对挫折与困难时，究竟靠什么坚持下去？”我的答案始终如一——最重要的只有三个字：我愿意。

　　人这一生，有三件事永远算不准：第一，算不准自己能挣多少钱；第二，算不准有多少痛苦与幸福；第三，算不准何时以何种方式告别世界。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着利害、苦乐、生死。

　　但许多人偏要执着于计算，结果陷入焦虑的漩涡。更糟糕的是，当难题摆在眼前时，他们开始瞻前顾后，不断选择，又不断后悔，最终让局面越来越糟。

　　价值观导向的选择：为什么‘我愿意’如此重要？做选择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价值观。‘我愿意’正是价值观的体现。用价值观做选择的好处在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你基本不会焦虑，也不会后悔，更能够坚持下去。

　　释迦牟尼本是王子，却舍弃王族生活，选择出家苦修。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我认识不少企业家，六十多岁、七十多岁，本该退休，却依然在‘折腾’。他们当然累，但依然愿意。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做房地产的。‘911事件’后，纽约世贸中心重建，我们参与了重建工作，在一号楼顶层开发运营‘中国中心’。之后，我们又在台北阳明山上开发了‘万通台北2011’。

　　这两个项目都没赚多少钱，过程还非常曲折。如果投入同样的资金、时间和精力，在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做项目，肯定能赚更多。但从赚钱的角度看，这两个项目‘费力不讨好’。但我愿意，因为我希望自己和企业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为促进中美交流、两岸交流做点事。

　　‘追求理想，顺便赚钱’：价值观的底层逻辑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一句话：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当然，这句话有个前提——必须赚钱。也就是说，追求理想不能影响基本生活。如果没赚到钱，连饭都吃不上，那可能就得稍微妥协，把赚钱放在前面。

　　在此基础上，我们讲‘守正出奇’。所谓‘守正’，就是坚持原则、规范、正道，讲道德，认真做好企业，清清白白、依法依规做事。所谓‘出奇’，就是变通。‘守正’是不变通，但在‘野蛮生长’的年代，如果完全不变通，企业大概率活不下去，所以偶尔得变通。

　　但在过去30年里，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生意就得坚持‘守正’，不变通。

　　变通的代价：为什么民营企业容易出事？我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出事，都是因为变通太多。事情办不下来，就找人、送礼、请吃饭喝酒、勾兑，勉强办下来了。办得太慢，又找人、送礼、请吃饭喝酒，事情又办得快了点。

　　为什么中式餐厅里包房特别多？包房就是干这个的——拉关系、搞变通、破坏规则。不能办的事要办，慢办的事要快办……包房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短期看，如此操作多数时候确实管用，但其潜在的成本非常高，出事的概率也非常大。

　　所以我们选择不变通。不能办？那我就不办。只能缓办？那我就慢慢办。我不找领导，也不请吃饭，就依法依规去做。

　　这样会少挣钱？那就少挣点。反正能挣多少钱也算不清。挣那么多干啥？只要公司的经营行为最后是正的就可以了。

　　如果把时间拉长了看，以50年、100年的尺度来看，这点钱就更不算啥了。清代的广州十三行里，有一批大商人，其中首富伍秉鉴号称‘富可敌国’，更被一些研究者称为19世纪上半叶的‘全球首富’。一百多年过去，现在很少人知道他，更别说他的财富了。

　　先算是非，后算得失：价值观算账法所以，做生意还是得坚持守正、不变通，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也不请客了，少去包房，在大厅吃饭就挺好。

　　因为坚持按照这样的价值观算账，做生意这么多年，我很少为钱的事、因为算账得失而郁闷。我们做的都是我们愿意做的事。在公司里，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先算是非，后算得失’。做事之前，先看这事对不对？这样的话，做一辈子生意也不会出事。

　　要知道，钱分为三类：善款、利润、赃款。中性的是利润，好的是善款，坏的是赃款。怎么保证自己的利润不转化为赃款？那就得先算是非，后算得失，用价值观来算。

　　正因为如此，我们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做了纽约的项目，做了中国台北的项目，赚得不多，哪怕中间出现了亏损，而这个损失是我承受得了的，我就不后悔。

　　千金难买我愿意：价值观的力量这是我的价值观，我愿意。

　　俗话说，‘千金难买我愿意’。以前看小说，常见为爱私奔的情节。私奔就是‘他们愿意’，而且是别人干预得越厉害，他们越愿意。因为愿意，颠沛流离都是爱情，寒窑苦守也是幸福，生死与共那叫长情。如果不愿意，再怎么光鲜也都是凑合。

　　人得活一个‘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