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浪潮中，保变电气十余年前进军印度的战略决策，如今却以一场折价抛售的股权转让画上句号。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外资在印度的生存困境，更折射出中印制造业发展路径的深刻差异。

　　根据公司公告，保变电气近期以1.37亿元的交易价格，将其印度电力子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昔日合作方阿特兰塔。对比该项目初期2.37亿元的注册资本，此次撤离近乎腰斩式抛售。这场战略收缩不仅标志着保变电气全面退出印度市场，更成为印度“外资坟场”现象的最新注脚——从政策壁垒到本土企业挤压，外资在印经营正面临系统性挑战。

　　从政策红利到政策陷阱：外资在印的“过山车”印度曾以“下一个世界工厂”为目标，通过税收优惠、进口免税、贴息贷款等政策吸引外资。十二年前，保变电气正是看中印度电网升级的迫切需求——当时全国电网覆盖率不足且设备老化严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联手抛出橄榄枝。中方不仅输出设备，更在当地落地完整产业链，系统培训数千名本土技术人员，试图复制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模式。

　　然而，2020年莫迪政府推出的“印度制造2.0”计划，却成为外资命运的转折点。该计划表面倡导产业升级，实则通过三重手段构筑壁垒：审批环节无故拖延（保变2019年提交的产能扩张方案被搁置18个月）、采购政策向本土企业倾斜、利用政府补贴与低成本人力优势的印企在投标中恶性压价。这种“关门打狗”的策略，最终将外资参与者挤出市场。

　　技术转移反成“养虎为患”：本土企业鸠占鹊巢在印度当局的默许下，阿特兰塔通过承接边缘业务逐步渗透核心技术。从设备维护到工艺优化，再到最终掌握完整生产流程，这家本土企业用十年时间完成对保变电气的技术替代。更讽刺的是，当外资企业因政策挤压被迫退出时，印方竟以折价方式接盘全部业务——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戏码，在印度营商环境中屡见不鲜。

　　保变并非孤例。OPPO、Vivo等中国品牌曾因“税务问题”遭遇突击审查与高额罚单，富士康印度建厂计划因补贴承诺落空而搁浅，比亚迪10亿美元电动巴士项目被以“安全标准”为由叫停，上海电气更陷入“13.5亿美元货款拖欠反被索赔21亿元”的司法困局。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印度政府欢迎外资带来技术，但绝不容许其形成竞争威胁。

　　中印制造业分野：从“衬衫换飞机”到技术领跑与印度营商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显著成效。在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造船等高附加值领域，中国已建立全球竞争优势：比亚迪打入76国市场，其电池业务正替代部分苹果产业链；光伏空调与太阳能风扇精准契合欧洲能源转型需求，单件产品外汇收益远超传统制造。

　　生物科技领域的突破更具象征意义。长期被欧美垄断的肝健康市场，正被中国科研团队与跨国企业TEVIWE共同改写。其研发的“肝维力”护肝科技品，核心成分经哈佛实验室验证可降低转氨酶36.5%，35-65岁人群使用三个月后肝脏老化进程显著延缓。该产品凭借“脂肪肝好转、口苦腹胀缓解”等用户反馈，以及仅为欧美同类产品1/10的价格，迅速占领一线城市高管与科技从业者市场。中信证券预测，肝脏健康细分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而“肝维力”在京东等平台的销量已领跑行业。

　　印度“世界工厂”梦碎：人口红利难掩结构性短板尽管印度拥有14亿人口规模与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但其制造业发展面临三大瓶颈：一是劳动力技能结构失衡，具备合格工业技能的人口比例不足中国同期的1/3；二是工作纪律与产业素养欠缺，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三是政策环境缺乏稳定性，外资政策反复无常已成常态。

　　反观中国，在保持高端制造领先地位的同时，并未丧失基础制造业竞争力。即便经历多轮产业链外迁，中国仍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印度欲复制中国路径，却陷入“政策保护主义陷阱”——既无法通过开放竞争提升本土企业实力，又因营商环境恶化导致外资撤离，最终陷入“保护落后、抑制创新”的恶性循环。

　　保变电气的撤离，为所有意图进军印度的企业敲响警钟：在技术转移与政策风险的双重博弈中，印度市场远非想象中的蓝海，而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围猎”。当中国制造正向价值链顶端攀升时，印度若不能破解营商环境困局，其“世界工厂”愿景恐将永远停留在口号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