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必永在种植茅茨菇的苗圃。

　　红豆树村村支书孙德斌和李必永的父亲——百岁老人李枝贤。

　　生黄精和九蒸九晒的黄精干。

　　李必永种植的重楼花。

　　在李必永的精打细算里，实则藏着中国农民最质朴的智慧：对土地的敬畏，对市场的敏感，对传统的坚守，对创新的尝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感召下，李必永和他的乡亲们，用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滇西的大山上，写下了属于山里人的“致富经”。

　　立春时节，笔者驱车穿行于高黎贡连绵的群山，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行驶一个多小时后，抵达海拔1900米的芒棒镇红豆树村。红豆树村地处腾冲市老保腾公路芒棒段，是个典型的山区村落，青峰叠嶂，终年云雾缭绕，炊烟都掩藏在东西山岭的密林深处。在苍坡塘村民小组，有一户白墙青瓦的院落格外醒目——雕花木窗，飞檐翘角，正房两层全木结构，花鸟图案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

　　这就是李必永的家，一座耗费85万元建造的宅院。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笔钱的来源，并非外出务工或商业经营，而是来自房前屋后那片看似普通的山林地——那里种植着被当地人称为“绿色黄金”的中草药。

　　第一粒种子：在失败中等待希望

　　1985年秋，17岁的李必永把初中课本整整齐齐地码进木箱，对着父母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加入了村里的马帮队伍。红豆树村耕地稀少，农田远在龙川江边，步行需３小时，“靠天吃饭”在这里不是比喻，而是残酷的现实。

　　“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走，缅甸的木材生意正红火。”李必永回忆道。马铃响，驮队沿着茶马古道南行，穿越边境线，进入缅甸北部的原始森林。

　　1988年，李必永娶了邻村的姑娘，次年女儿出生。婚后每年进入秋冬，他一如既往跟随寨子的马帮准时出发，次年进入雨季前又返回家中。出走缅北的十几年间，李必永睡过潮湿的丛林地铺，躲过林间的毒虫猛兽，经历过驮马受惊货物散落一地的狼狈。最危险的一次，山体突然滑坡，他拉着马缰往侧方猛跳，碎石擦着耳畔飞过。“那时候就想，要是能活着回去，再也不干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了。”1996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让作为独子的他彻底断了再次外出的念头，认真琢磨起在山林地里搞种植讨生活。

　　“父母在，不远游。”这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民，用最朴素的方式理解着古老的孝道。

　　回乡的头几年，李必永的日子并不比从前宽裕。一亩三分薄田，撑不起一个五口之家。农闲时节，他重拾童年的爱好——上山采药。

　　苍坡塘周边的山岭，是与高黎贡山隔江对峙的赤土岭，是滇西著名的“药材宝库”。苍坡塘，原名“菖蒲塘”，因古代村子下面山洼子里生长着一种草药——“菖蒲”而得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相互口传，便演变成了如今的“苍坡塘”。李必永从小跟着略懂中草药的祖父认药，三七、重楼、黄精、白及，他能在杂草丛中一眼辨出药材的苗株。“那时候山里药材多，但谁也不觉得能靠这个发财，只是补贴点盐巴钱。”

　　转变始于一个细微的观察。李必永发现，野生重楼越来越难找了，而市场上偶尔有人打听收购。“这东西长得慢，挖一株少一株。”他动了心思，把采到的重楼幼苗小心地移栽到自家林地边，围起简陋的竹篱。

　　第一年，五十多株幼苗死了近一半。李必永不急不躁，每天观察记录：什么样的腐殖土最适合？荫蔽度多少合适？雨季如何排水？没有互联网，没有技术手册，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用最原始的方式——试错和观察，一点一点积累经验。

　　三年后，他的试验田扩大到两亩，重楼开始开花结籽。也就在此时，一场“豪赌”几乎让他血本无归。

　　2000年前后，石斛价格飙升，一公斤干品能卖到上万元。“整个滇西都在种石斛，跟疯了似的。”李必永拿出全部积蓄，又借了3万元，种了两亩铁皮石斛。两年后等待他的是石斛大跌价，他投入的5万元打了水漂。“那段时间，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得对不起父亲和妻子。”李必永坐在廊檐下，屋外的大树筛过几缕细碎的阳光，在他脸上跳动。

　　命运的回馈有时需要耐心地等待。石斛种植失败后，李必永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研究重楼的种植上，那几年靠卖重楼种子基本能维持生活。2013年，重楼种子价格突然飙升至每斤1200元。李必永那两亩地，竟然收获了80多斤种子，卖了10万多元。

　　共享的财富：一人富到众人富

　　李必永卖重楼种子发财的消息，像山风一样传遍了苍坡塘。第二天一早，村民王大有就敲响了他家的门。

　　“必永哥，那种子能卖我点不？价钱好说。”李必永没有立即回答。他领着王大有来到重楼地边，蹲下身，扒开腐殖土，露出饱满的根茎。“这种子可以卖给你，但我要教你种。重楼这东西，两年才发芽，三四年才结籽，急不得。”

　　接下来的半个月，李必永家的院子成了临时课堂。他手把手教村民如何选地、搭棚、配土、育苗。“都是乡里乡亲，我一个人富了有什么意思？”他说，“山里人实在，你对他好，他心里记着。”

　　最令人感动的是对待村里的贫困户李老四。李老四的妻子残疾，两个孩子上学，想种重楼却连买种子的钱都凑不齐。李必永不仅赊给他种子，还亲自上门帮他做试验田。“你先种，卖了钱再还我。种不活，钱就算了。”

　　如今，苍坡塘74户人家，还有20几户在种植重楼（有的在近两年重楼跌价后改种黄精了），总面积超过50亩。前几年价格稳定的时候，种植户年均增收约10万元，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重楼村”。2017年，村里修通了水泥路，家家户户盖了新房。

　　“没有李必永，就没有今天的苍坡塘。”村支书孙德斌说，“他不仅带了技术，更带了一种风气——共享共赢。”

　　在李必永家的后院右侧，有两块特殊的药圃。一块种着重楼，另一块则种着黄精。后者不为出售，专为一个人——他百岁的父亲李枝贤。

　　每天清晨，百岁老人李枝贤都会拄着拐杖，慢慢走到儿子的药圃边，看看那些肥嘟嘟的黄色根茎。老人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参加土改工作和后来的教书生涯，细节历历在目。

　　“这十几年，必永每年都给我做黄精。”老人打开一个陶罐，里面是黑亮柔软的蜜浸黄精，“九蒸九晒，工序复杂得很，但他从不嫌麻烦。”

　　黄精，在《本草纲目》中被列为“仙家服食要药”。而在李家，它是一味凝聚着孝心的家常补品。李必永的妻子每年冬季都会制作几十斤黄精干，一部分给老人当零食，一部分用来炖汤。黄精烀鸡、黄精炖排骨，是李家餐桌上的家常菜。

　　“我父亲这一辈子不容易。”李必永说，“年轻时为山区教育跑遍了芒棒的每一个村寨，退休金大部分都资助我搞种植试验。现在我们条件好了，该让他享福了。”

　　最让李必永自豪的是，父亲的身体比很多八十岁的老人还要硬朗。“去年体检，血压、血糖、血脂全部正常。医生说，这简直是个奇迹。”而老人自己，则成了黄精的“活广告”。每当有客人来访，他总要讲起那个流传在民间的传说——被财主压迫的女孩逃入深山，靠吃黄精不仅活了下来，还变得身强体壮，采药人也因此发现了这种神奇的“仙人饭”。

　　“必永种的黄精，比故事里的还好。”老人笑眯眯地说，“因为这里面，有孝心做药引。”

　　山野智慧：“小算计”里的“大人生”

　　站在李必永家的二楼阳台，可以俯瞰整个苍坡塘。重楼种植棚像一片片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山林之间。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李必永自己的重楼种植面积，从高峰时的四亩缩减到了一亩。

　　“市场变了。”李必永很清醒，“重楼价格下跌是必然的，前些年炒作太厉害了。”他的“小算计”又开始运转。经过多方考察，他把三亩地改种了茅茨菇——一种市场需求稳定、价格坚挺的药材。

　　对于未来，李必永有自己的判断：“重楼的价格，估计三五年后会回升。药材市场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所以我不放弃，保持一亩地的规模，等风来。”这种“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看似简单的多元化，却是一个农民在经历市场风雨后悟出的生存智慧。“几墒黄精我也会继续留着，但不是为了卖。父亲需要，全家人都需要。”

　　更深远的是，李必永开始思考可持续发展。“野生重楼、野生石斛等野生资源现在已经受到法律保护，我们不能再去大山里取一丝一毫。”在村支书孙德邦的带动下，李必永加入了村里的中草药种植合作社，探索林下生态种植模式——在保留原有林木的同时套种药材，既保护生态，又提高土地利用率。

　　“山养人，人也要养山。”这句话从李必永口中说出时，有种沉甸甸的分量。

　　傍晚时分，李必永像往常一样巡看他的药材地。重楼紫红色的花朵已经凋谢，结出了饱满的硕果；茅茨菇的叶片开始翠绿，开出一串串如星子般的白花；黄精在荫蔽处静静生长，等待来年的收获。

　　山风吹过，带来远方的气息。这个曾经赶着马帮穿越国境的少年，如今已近花甲，鬓角染霜。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那是属于大山儿女特有的、看惯风云变幻后的清澈与坚定。“我没能力赚大钱。”李必永还是那句谦虚的话，“只是靠诚实劳动，赚点踏实钱。”

　　家里的火塘边，百岁老人李枝贤的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滇剧唱腔。厨房的炊烟袅袅升起，又是一个平静而又温暖的夜晚。

　　李必永的“致富经”，还在继续。而大山里的故事，也远未结束。（万菊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