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庵，“锦字何由寄永昌？”
发布时间：
2012-05-24 09:08:28
来源：保山日报网 阅读：
升庵故居桂湖
严时泰对杨升庵获“大礼仪”之罪颇为惋惜，对他的才学也较为赞赏，所以力所能及地关照他，让他充当军营文书，按月领取补贴，还给予他“与军校同饮同游”的待遇。
少年时就名扬天下，正德六年（1511）就中状元的杨升庵恃才傲物，甚至还有些高干子弟的优越。经过流放过程中的磨难，虽有所节制，却还是自恃甚高。初到永昌，除了高看张志淳之子张含的诗词文章，其他人的都不放在眼里。然而被人敬若师长的成就感杨升庵还是受用的，面对永昌一些年轻人的求学渴望和对他的景仰，他竭力满足，经常在寓所举办类似今天的讲座，与后辈谈诗诵词，纵古论今，气氛极为热烈。闲暇，不是潜心研学，就是郊游揽胜，除了不能解与家人团聚的相思之苦，在永昌的生活还是较为逍遥。在保山民间传说中，杨升庵时常喝醉了酒，头插花柳，在大街小巷摇摇晃晃放声高歌，敦厚的永昌人总是报以宽厚的笑，只把他理解为文人的浪漫和独在异乡的孤独和借酒消愁。
但嘉靖皇帝始终忘不了在给不给自己的亲爹封“皇帝”称号这件事上杨升庵制造的难堪和麻烦，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嘉靖总要时不时地问身边的大臣：杨升庵在永昌过的怎样啊？身边的大臣多是杨廷和旧日的门生或下属，总是苦着脸添油加醋地说，在那荒凉之地，那罪臣不是今天得疟疾，就是明日拉肚子，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蔫黄瓜一根。嘉靖听后总是满意地笑了，其恨之深，恨之切，已超出了一个帝王不应有的个人恩怨。有嘉靖这么时常“关注”，杨升庵纵有再大的胆子，再狂傲的个性，也不敢轻易越过四川半步，只是在嘉靖七年（1528年7月），妻子黄娥跋山涉水，来到永昌探望杨升庵。黄娥是杨升庵的第二任妻子，不仅貌美如花，而且天资聪慧，极富文采，与杨升庵可谓诗中知音。
嘉靖八年（1529），杨升庵父亲杨廷和在四川新都去世，享年71岁。杨升庵在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后，经严时泰特允，偕妻子黄娥飞赶回乡。看着父亲弥留时安详的面容，五年来一直困扰他的父亲为何在事业巅峰之际告老还乡的问题，这时突然找到了答案，他猛然醒悟：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宫廷权力斗争中，父亲把什么都看开了，你死我活，勾心斗角，落井下石，尔虞我诈，荣华富贵等等这一切，到最后都得化为尘土。人生最后都是空啊！可以说，父亲的死，虽然对杨升庵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也是杨升庵思想情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这时起，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了，曾经的“愤青”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冷静而成熟。办完父亲的丧事，黄娥不能随赴永昌了，得留在家里照顾杨升庵的母亲和孩子，用柔弱的肩撑起一个庞大的家。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丈夫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惜别之情，凄婉动人。
杨升庵的家在成都郊外的新都县（２００２年新都县更名为成都市新都区），占地220多亩，杨宅如今成了新都区的桂湖公园，仅宅院内的桂湖，水域面积就达77亩。2012年1月 31日，我去桂湖拜谒升庵祠，里面亭台楼榭，曲径幽栏，一派官宦人家风范。祠内悬挂许多写在横幅里的升庵轶事，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塑像上挂满了红绸，工作人员说每年高考前夕，都有无数学子前来烧香磕头，希望能像杨状元一样中个头魁，而一旦上榜，便来披红挂彩，于是杨状元每年暑假都应接不暇，被逼着回到了世俗中。
陈列馆内有一面墙，粘贴着新都区政协及文化部门近几年在保山、大理、楚雄、昆明、会理等地采集到的各种资料图片，有学馆、纪念馆、寓所、诗词碑刻等，大部分都真实保留着多年前的原貌。
黄娥自1528年与杨升庵在永昌度过幸福的一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成行。夫妻聚少离多，相思之情只有寄托在诗词往来中，于是就有了这首著名的《寄外》。保山的文史资料里说，当这首诗到达保山时，杨升庵外出远游，不知是谁，估计是好朋友之类，不顾杨状元的隐私权，忍不住拆开信件，被这份真情和才情所感动，在文化圈广为传抄，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熟记于心，还被题刻在翠微楼的墙壁上。杨升庵回来后，也给妻子和诗一首：青蛉绝塞怨离居，金雁桥头几岁除。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
杨升庵在永昌，经常受邀去滇西各地讲学，很有今天客座教授的味道。最有成就的要数大理、楚雄，昆明，这几个地方都设立讲堂，每场“讲座”，下面学子济济一堂，杨升庵的诗风、学风影响了无数人，他个人的心境也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慢慢变得豁达而平和。
学者段德李认为，杨升庵对于云南历史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带动了“滇南七子”的迅速掘起，二是他在金石学上的贡献首屈一指，三是他考证发掘并推广了边地民间文学艺术。
“滇南七子”也叫“杨门七学士”，指保山张含，大理杨士云、李元阳、吴懋，晋宁唐錡，阿迷（今开元）王廷表，昆明胡廷禄。当时，文坛雅士都以与杨升庵一道纵情山水，赋诗和词为荣。正是这种对文化及文化人的尊重，才使得文脉深厚的云南在文化传承上独树一帜。
段德李说，除了对诗词的热爱，杨升庵还对金石碑铭有独到研究。特别是我国金石之冠 “禹王碑”，刻在衡山岣嵝峰的绝壁上，千百年来无人能解，四川巡抚张素从衡山获得禹碑拓片后，送来请杨升庵鉴别，杨升庵综合多种史料，最后译出了禹碑的蝌蚪文，震惊了学术界。
段德李认为，杨升庵在永昌的几十年，影响和推动了永昌文学艺术的繁荣。他采编的弹唱作品《二十一史弹词》深得民间喜爱，在永昌广为流传，他还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形成了一部《古今风谣》，《博南谣》和《雪关谣》也在其中。
嘉靖十二年（1533），杨升庵应大理诗人，学者李元阳邀请赴大理游览，返回永昌时，好友张含亲自骑马到霁虹桥迎接。一别数月，两人都分外激动，在桥头席地而作饮酒赋诗，杨升庵作《兰津桥》，并刻于罗岷山崖壁之上，与摩崖石刻上的无数文人墨客一起“餐风饮露”：织铁悬梯飞步惊，独立缥渺青霄平。腾蛇游雾瘴气恶，孔雀饮江烟濑清。灡津古渡哀牢国，蒲塞西连诸葛营。中原回首逾万里，怀古思归何限情。感怀好友的生不逢时，报国无门，张含也和诗一道《兰津渡》，仍刻于绝壁之上：山形宛抱哀牢国，千崖万壑树生风。石路真从汉诸葛，铁柱或传唐鄂公。桥通赤霄俯碧马，江含紫烟浮白龙。鱼梁鹊架得有此，绝顶咫尺樊桐宫。黑水之西哀牢东，岧峣山色开鸿蒙。鱼龙战斗日月暗，鹳鹤喧呼烟雾浓。木阁倚石架朱凤，铁索悬空飞彩虹。江流进激待禹凿，欲凭双剑倚长松。（见《保岫情采》）
杨升庵被贬期间为数不多的几次回乡旅程，大都沿着丝绸古道的马蹄印踽踽独行。出水寨过霁虹桥，翻博南山至大理，再经永仁、会理渡金沙江，故乡就遥遥在望了。想想漫漫古道几千里，填满了多少异乡孤旅的凄凉与愁苦？据保山市博物馆文史专家李枝彩考证，在博南山永国寺下的一个丫口，曾建有一个纪念亭，叫“杨升庵升天处”，可惜现在只遗下一片石砌的地基，面积约一百平方米。当地百姓讲杨升庵仙逝的具体地点就是这里，他是在回乡的途中病故的。而在保山有些版本里，说杨升庵是病故在太保山寓所里。
但我想他最终在哪里归于尘土都不重要了，关键是他已把最华彩的半生，献给了永昌，献给了滇西，献给了云南。我们都熟记于心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他一生最深切，最浓缩的感悟和诠释：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