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璧（连载）（百年征程 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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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7月，“边纵”代表朱家璧、张子斋、郑敦与卢汉的代表龙泽汇在路南县石林五棵树村举行会谈。此系会址。 张树南 摄 |
第十四章 争取卢汉
□ 王琨楼
纵观朱家璧一生，进过黄埔，到过延安，当过滇军军官，带过兵，打过战，唯有统战工作是贯穿其一生的主线。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是云南穿着军装的统战部部长。统战原本只是个名词，可朱家璧把它做了动词。
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是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工委一直在做的工作。朱家璧离开延安经南方局派遣回云南后，就在滇军做这方面工作，直到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时，朱家璧还任了卢汉的特务团团长。朱家璧在滇军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云南反蒋游击战争中，有些军事指挥员就是在滇军时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率部起义，有的则是在脱离滇军后，拉起武装投奔到游击队伍中来。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寻甸马街赵道诚、赵大盈有一支150多人的武装，表示愿意加入滇桂黔边纵队，朱家璧派人去考察整顿后编入三支队23团3营8连;彝族土司后裔金洪照，在滇军中担任排长，在滇军被调往东北时不愿打内战而脱离部队回到家乡，组建了一支近200人的私人武装，朱家璧到滇北开辟新区，金洪照当即要求通过整编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开展武装斗争;边纵三支队25团开进到武定县境内时，国民党武定县长李永珍曾在滇军朱家璧部下任过职，朱家璧给李永珍写了一封信，要李永珍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李永珍当即表示愿意按朱家璧长官所说的去做。正如唐登岷所说的那样，足以表明他在旧军队里对士兵的深远影响。
1949年4月，为了粉碎蒋军对弥泸、罗盘、开广地区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朱家璧率滇桂黔边纵队三支队跳出外线，向滇北进军。在滇北地下党的配合下，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和战斗，发展了滇北人民武装，建立了寻(甸)、禄(劝)、会(泽)、巧(家)边区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罗盘、弥泸、开广三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并在此期间，朱家璧还进行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代表“边纵”与卢汉派来的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羊街磨盘寺秘密谈判，开展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
虽然关于卢汉起义的史料很多，发挥作用的人也不少，过程更是波澜起伏，充满惊险，唯有朱家璧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在以往的章节中，我们知道了朱家璧是带着周恩来副主席、陈云、叶剑英的嘱托从延安回到云南重返滇军，不论是在三营还是在特务团，不论是为滇军聘请刘思慕作政治顾问还是成立艺工队，都是在做滇军高层的工作。这不是通过喋喋不休的说教或是讲大道理，而是通过众多的微小细节和事实来展现，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工作。曾任第60军中将军长的安恩溥说：“朱家璧是卢汉旧部中最器重的一个，是龙泽汇中央军校同期同学中最要好的一个。”这就说明，朱家璧在滇军所做的一切，卢汉是认可并支持的，也许他当时的目的是强大滇军，抗衡中央军。在卢汉率滇军到越南受降期间，朱家璧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是卢汉从中周旋帮朱家璧摆脱了危机，有知遇之恩。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如朱家璧分析的那样，蒋介石利用调滇军到越南受降为借口调虎离山，乘机将龙云整下台;又以任省主席不能兼军职为由，乘机削了卢汉的兵权，把滇军调往东北打内战。
卢汉是个能忍辱负重的人，也就不露声色地等待时机。1946年6月，霍揆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引起公愤，蒋介石不得已派顾祝同前来“处理”，用汤时亮、李文山两小鬼替罪，又用两个普通人犯为汤时亮、李文山替死。对霍揆彰的处理则是“着即撤职交陆军总司令部宥管，听候议处”，议处的结果是去湖南就任湘西绥靖主任而逃之夭夭，好处是给卢汉重新获得军权的机会，接管四个保安团，不久又增加了两个团。
没有军队，就省主席孤身一人，谈何起义?没有军队，用什么来保障起义成功?就是保安总队这点兵力，也不足以保证起义成功。1948年11月，平津战役揭开了序幕，卢汉拍了两次加急电报催龙泽汇火速返昆，龙泽汇乘欧亚航空公司的最后一班飞机返回昆明。一见面，卢汉就详细地询问了辽沈战况和平津动向，然后感慨地说:“中国情况复杂，云南环境特殊，我们要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安定中求进步……为使三迤父老免受刀兵，保全桑梓，我催你回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负责扩充军队。”
龙泽汇不辱使命，把六个保安团扩充成三个保安旅，每旅辖三个保安团，陇生文、余建勋和龙泽汇分别担任旅长。后来，在锦州战役中被俘的原滇军93军官兵，被解放军教育后有意识地放了回来，如安永松、夏际昌、赵振华、朱德裕等，卢汉授意龙泽汇把这些都安排在团级领导岗位上。同时还要求各州县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大量编练地方自卫武装，并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扩编保安部队，号召“招兵40人以上者委当排长;招得100人以上者委当连长;招得300人以上者委当营长;招得1000人以上者委当团长。”意思就是谁能招得一个排，谁就当排长，以此类推。
当然，卢汉扩军也是得到蒋介石应允的。
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屡战屡败，失败是势不可挡。蒋介石不甘失败，妄图以云贵川康互为犄角，建立大西南防线，负隅顽抗。为了笼络卢汉，蒋介石于1949年6月8日成立了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兼任主任，马锳为副主任，谢崇文为参谋长。9月，蒋介石要卢汉去重庆“共商大事”，卢汉深知蒋介石长于心计，狡猾奸诈，一去不回怎么办?在张群的周旋下，卢汉还是去见了蒋介石，受到了蒋介石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张群是蒋介石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时的同学，曾参与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民党内是德高望重。张群的话，蒋介石还是听的。是张群担保，卢汉才去了重庆。卢汉也看出蒋介石是一心想笼络自己，提了不少要求，蒋介石为了自己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梦想也是拼了，准许撤销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将保安部队全部划归省保安司令部管辖，卢汉有权指挥监督全省所有军事机关和部队，无论是地方杂牌军还是中央军。卢汉又趁机要求把三个保安旅升格为三个军，蒋介石略为犹豫后也就答应了，只不过不是三个军而是两个军。张群事后告诉卢汉：“蒋先生说你在东北损失了两个军，这次还你两个军。”这就是后来的余建勋第74军和龙泽汇第93军，总兵力恢复到50000余人。当然，这一切也是有条件的，蒋介石要求卢汉立即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100多名进步人士，封闭进步报馆，在云南成立所谓的“剿匪指挥部”等。
卢汉扩军，是为起义做准备;蒋介石给卢汉军权，同意扩军，为的是在云南建立最后的反共基地。都是扩军，目的不同，算是“同床异梦”，或是“殊途同归”吧。
卢汉非常清楚，即使是扩军了，这点兵力也不足以保障起义，即使是人数可观，满员也就4万人，但都是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可能与国民党正规军相比。更何况除原驻滇的中央军余程万的26军外，又调进李弥的新编第八军和汤尧率领的陆军总部6万余人。一旦起义，势必会受到国民党军的反扑，这种事情蒋介石可没有少干，后来的昆明保卫战也证明这点。要确保起义成功，就必须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才能稳操胜券。
1949 年2月，春节刚过，卢汉便委托民主人士宋一痕带着他的亲笔信飞到香港，会见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卢汉在信中明确表示了反蒋起义的决心，要求中共派代表到云南，并开设电台与中共建立直接通信联系。香港分局把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并答复卢汉：“云南可按北平方式行事,并且可以更多地照顾地方实际。”
与云南地下党组织和滇桂黔边纵联系，卢汉想到自己那个曾经的特务团团长，现在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于是派龙泽汇与朱家璧联系。龙泽汇与朱家璧是黄埔军校第八期同学，龙泽汇的夫人又是艾思奇的妹妹，是保山女婿，算半个保山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建立联系，龙泽汇都是不二人选。龙泽汇在《我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后》中回忆：“我和朱家璧都在云南讲武堂当区队长，还有一个中学时的同学吴树桐，在卢濬泉的团里当文书。如今吴树桐弃武经商，如果派他以做生意为名，前往游击队活动的圭山一带和朱家璧接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卢汉同意了我的想法，就派吴去找朱。”
这是1949年5月，朱家璧正率领三支队在寻甸、嵩明等地开辟工作。吴树桐以做生意为名到了寻甸，找到朱家璧说龙旅长要求同你见面。当时云南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朱家璧还不能到昆明去，便对吴树桐说，要见面可以，见面地点可以在我们游击区。如果龙泽汇来，他的安全由我们负责。
滇桂边工委向上汇报了这一情况，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可以和卢汉建立联系，但不可受任何约束，不可存幻想;关于云南和平问题，同意派兵配合卢汉军队反蒋起义，还要求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平的解放军总部商谈起义事宜。朱家璧接到指示后，为了试探卢汉的诚意，就让吴树桐带信给龙泽汇，说现在游击队发展很快，就是枪支弹药不够，药品也缺乏，希望送一些来。龙泽汇向卢汉汇报，卢汉当即要龙泽汇送一些枪支弾药给朱家璧。
龙泽汇和朱家璧确定了武器交接地点后，5月下旬，龙泽汇诡称去杨林飞机场视察驻扎在该地的保安团，用卡车直接把武器运到团里。第二天，龙泽汇到寻甸羊街磨盘寺与朱家璧见面，老朋友重逢，分外亲热。双方交换了一些情况，并商量互相如何配合以对付余程万26军。夜里鸡叫头遍，游击队就装扮成地方保安武装，到保安团营房搬运武器。“边纵”3支队3团2营4连排长楼映星参加了这次行动：1949年5月下旬，朱家璧在寻甸县磨盘寺，和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代表龙泽汇举行第一次谈判，谈判后卢汉又给边纵送了大批武器装备，23、25两个团夜间到嵩明小街飞机场，抬回法式重机枪3挺、轻机枪30挺、步枪500多支，电台1部，弹药50多箱。从此，团有机炮连，每班有1挺轻机枪，支队有电台。
“还有一次，本来约定好的交接地点是一个旧飞机厂，朱家璧考虑到那里容易暴露，如果被敌人发现，不仅武器损失，人员还有可能伤亡。就让我们到公路上堵车，因不是约定地点，人家不停车，我们就朝天开枪逼停，说明情况后把两车军火安全拿回来了。”
卢汉为表示向我党靠拢，先后三次给边纵输送了轻重机枪210挺，步枪3000支，弹药200箱。
1949年6月，朱家璧与龙泽汇在路南石林再次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张子斋和郑敦，张子斋讲形势、政策，朱家璧讲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次会谈的议题是卢汉起义的时机与双方部队配合对付驻滇蒋军的问题，会谈达成了三项协议：一是卢汉起义的时机，以南下野战军靠近云南时起义为佳。二是凡有关蒋介石和中央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企图、计划和行动，卢汉方面均应及时通报边纵。三是云南保安部队不得已配合中央军行动，应把行动计划告知边纵。这次商谈之后，中共昆明地下市委抓住时机，组织各方力量，协助卢汉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石林会谈后一段时间里，卢汉方面还是履行了协议。1949年8月，当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党西南四省区军政首脑部署退踞云南、调集重兵“围剿”边纵，龙泽汇及时把中央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等情报送来给朱家璧。
1949年7月，卢汉再请宋一痕秘密取道北上，向中共中央请示起义事宜。7月2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周恩来副主席：“我意请周(指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的原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在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制为人民解放军。”9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经过研究，派遣周体仁悄然来到昆明，经龙泽汇引见同卢汉见了面。周体仁传达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对云南的关怀，对卢汉的起义表示非常欢迎，并介绍了北平起义的经过，还介绍了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得到适当安排的情况等。
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是长期而复杂的。石林会谈后的9、10月间，蒋介石诱迫卢汉发布反共整肃令。不得不说，进行“九九整肃”并非卢汉本意，而是应付当时局势的一种手法，是为了敷衍蒋介石。时任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的谢崇文回忆：“1949年9月初，蒋介石电召卢汉赴谕，对卢汉施加压力，胁迫卢汉接受各种反共措施，回昆明进行整肃。由保密局的特务头子交了两张黑名单给卢汉，要他照单捕人。卢汉回昆明当天，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人也赶到昆明，在他们坐镇监督指挥下，查封进步报刊，解散有共党组织活动的省参议会，逮捕地下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400余人。有些民主人士，事先从卢汉那里得到消息后安全避去，没有被捕。对被拘押的民主人士，徐远举主张用酷刑或枪毙。卢汉密令军法处长杨振兴尽量想办法拖延，不要急于判决。”
拖到11月，适逢代总统李宗仁出国路过昆明，卢汉立即利用蒋、李之间的矛盾，向李宗仁报告说：九九整肃在押的人员中，有的是社会贤达，有的是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无辜被捕。请予以从宽释放，才好安定人心。一面又请社会知名人士李根源、周钟岳等从旁解释。李宗仁为了讨好云南地方，拉拢卢汉，收买人心，让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同时，李根源巧妙地把蒋介石“情有可原，罪无可赦”的电报改成了“罪无可赦，情有可原”。卢汉立刻下手令给军法处:“奉李代总统面谕，整肃时所有被捕的人员罪证不足，准于一律释放，即日办毕具报。”九九整肃的这一场轩然大波，至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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