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六大都市圈：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蓝图
发布时间：
2025-10-24 09:22:52
来源： 保山日报网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曾思怡
当城镇化进入下半场，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发展成为核心议题。作为我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群，长三角不仅位列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更被定位为中国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引领者。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长三角将目标聚焦于都市圈同城化，试图通过区域协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上海 图源：图虫创意
同城化行动方案：六大领域协同推进10月上旬，推动长三角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办。会议聚焦都市圈发展机遇与挑战，发布《建立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提出，需在重点区域和领域同向发力，通过制度建设牵引跨区域协调发展，涵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技产业创新协同、市场环境优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及民生服务便利共享六大领域。
自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相关纲领性文件、专项规划及行动计划密集出台。此次《方案》的差异点在于，首次在名称中同时出现“都市圈同城化”与“长三角一体化”两个概念，凸显了都市圈作为一体化重要支撑的战略定位。
都市圈与同城化：从理论到实践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张忠伟指出，世界级城市群普遍呈现“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结构特征。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决定了城市群的整体规模与能级。推动长三角都市圈建设，旨在构建引领区域增长、参与全球竞合的重要空间单元，支撑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理解都市圈同城化，需从“城市”概念切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长期研究城市化，他指出，中国“城市”是行政区划概念，包含建成区、农村、农田及山林；而国外“城市”更接近“建成区”范畴。例如，纽约占地约900平方公里，而上海超过6000平方公里。基于此，国外都市圈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城市，国外城市群则对应中国都市圈。因此，以国外城市群的资源协同程度对标中国城市群并不恰当。
南京城市风格 图源：图虫创意
从经济活动规律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提到，创新链集聚范围约5公里，产业链在50公里内，供应链可辐射120公里，对应城市创新片区、都市圈及城市群等空间层次。傅蔚冈则指出，轨道交通发展使城市通勤半径合理极限约为50公里，这与我国都市圈占地面积高度契合，也是近期文件强调以都市圈同城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原因之一。
六大都市圈：实力与堵点并存当前，长三角拥有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及合肥都市圈六大都市圈，整体实力居全国上游。具体来看，这六大都市圈涵盖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合肥、南通及常州9个万亿GDP城市，占全国三分之一。同济大学发布的《2024年中国都市圈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长三角六大都市圈均位列全国12强，其中上海大都市圈居首。
然而，实力强劲的同时，长三角一体化及都市圈同城化仍面临堵点。研讨会上指出，长三角在都市圈建设上存在四方面挑战：规模体量大但辐射带动不足，空间形态存在但功能网络薄弱，规划指引明确但传导体系不畅，机制框架完善但协同推进乏力。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近期发布的《方案》具备战略定位升级、实施路径细化、制度创新深化等特点，例如从区域规划转向国家战略行动方案，聚焦都市圈同城化，强化空间、功能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堵点剖析与应对之策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举例，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7年来，要素资源流动更畅通，但在高端要素、高端市场方面仍存在制约。例如，人才是科创第一动力，长三角已推进公积金异地还贷、职业资格互认等举措，但人才补贴跨城差异、医疗保障报销比例低等问题仍增加流动成本。
傅蔚冈指出，都市圈内部交通联通障碍犹存。部分中心城市为缓解拥堵，对外地车辆执行严格限行政策；高铁站点选址距人流密集区较远，增加跨城出行成本，成为同城化堵点。
图源：图虫创意
针对上述问题，《方案》明确交通联通、产业发展、市场环境、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重点与堵点，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例如，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院数量，推进医生多点执业，便利小城市获取优质医疗资源；以三年为行动周期，列出任务清单、执行主体及检查机制，保障任务落实。
长三角：为何成为战略核心区？回看长三角一体化脉络，2019年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承担我国科技与产业创新重任。我国城市群依据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如京津冀侧重共同富裕、粤港澳侧重深度融合、长三角侧重关键技术突破、成渝双城经济圈侧重产业备份、长江中游城市群侧重绿色发展。
曾刚提到，现阶段我国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科技与产业创新。长三角产学研配置条件优越，在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效益上均强劲，更需承担关键技术突破重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可畅通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助力其发挥战略核心区功能。
2022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为全国提供先进经验。面向国际，长三角总规划提出“提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能级与水平”，2024年其经济规模居全球城市群第二，战略地位凸显。
曾刚进一步表示，长三角引领全球合作的关键在于产业综合发展能力，尤其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能力。其拥有国内外两个市场，且根据制度优势承担关键技术突破重任，被赋予更多高端资源。但我国国际贸易合作网络与深度有待拓展，高端人才供应与国际品牌影响力需提升。
面向未来，王鹏认为，长三角需通过关键技术攻关、产业链高级化、制度型开放及绿色低碳转型提高城市群能级。例如，在制度型开放层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打造亚太门户与全球资源配置枢纽。
当城镇化进入下半场，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发展成为核心议题。作为我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群，长三角不仅位列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更被定位为中国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引领者。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长三角将目标聚焦于都市圈同城化，试图通过区域协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上海 图源：图虫创意
同城化行动方案：六大领域协同推进10月上旬，推动长三角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办。会议聚焦都市圈发展机遇与挑战，发布《建立健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提出，需在重点区域和领域同向发力，通过制度建设牵引跨区域协调发展，涵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技产业创新协同、市场环境优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及民生服务便利共享六大领域。
自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相关纲领性文件、专项规划及行动计划密集出台。此次《方案》的差异点在于，首次在名称中同时出现“都市圈同城化”与“长三角一体化”两个概念，凸显了都市圈作为一体化重要支撑的战略定位。
都市圈与同城化：从理论到实践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张忠伟指出，世界级城市群普遍呈现“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结构特征。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决定了城市群的整体规模与能级。推动长三角都市圈建设，旨在构建引领区域增长、参与全球竞合的重要空间单元，支撑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理解都市圈同城化，需从“城市”概念切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长期研究城市化，他指出，中国“城市”是行政区划概念，包含建成区、农村、农田及山林；而国外“城市”更接近“建成区”范畴。例如，纽约占地约900平方公里，而上海超过6000平方公里。基于此，国外都市圈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城市，国外城市群则对应中国都市圈。因此，以国外城市群的资源协同程度对标中国城市群并不恰当。
南京城市风格 图源：图虫创意
从经济活动规律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提到，创新链集聚范围约5公里，产业链在50公里内，供应链可辐射120公里，对应城市创新片区、都市圈及城市群等空间层次。傅蔚冈则指出，轨道交通发展使城市通勤半径合理极限约为50公里，这与我国都市圈占地面积高度契合，也是近期文件强调以都市圈同城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原因之一。
六大都市圈：实力与堵点并存当前，长三角拥有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及合肥都市圈六大都市圈，整体实力居全国上游。具体来看，这六大都市圈涵盖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合肥、南通及常州9个万亿GDP城市，占全国三分之一。同济大学发布的《2024年中国都市圈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长三角六大都市圈均位列全国12强，其中上海大都市圈居首。
然而，实力强劲的同时，长三角一体化及都市圈同城化仍面临堵点。研讨会上指出，长三角在都市圈建设上存在四方面挑战：规模体量大但辐射带动不足，空间形态存在但功能网络薄弱，规划指引明确但传导体系不畅，机制框架完善但协同推进乏力。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近期发布的《方案》具备战略定位升级、实施路径细化、制度创新深化等特点，例如从区域规划转向国家战略行动方案，聚焦都市圈同城化，强化空间、功能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堵点剖析与应对之策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举例，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7年来，要素资源流动更畅通，但在高端要素、高端市场方面仍存在制约。例如，人才是科创第一动力，长三角已推进公积金异地还贷、职业资格互认等举措，但人才补贴跨城差异、医疗保障报销比例低等问题仍增加流动成本。
傅蔚冈指出，都市圈内部交通联通障碍犹存。部分中心城市为缓解拥堵，对外地车辆执行严格限行政策；高铁站点选址距人流密集区较远，增加跨城出行成本，成为同城化堵点。
图源：图虫创意
针对上述问题，《方案》明确交通联通、产业发展、市场环境、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重点与堵点，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例如，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院数量，推进医生多点执业，便利小城市获取优质医疗资源；以三年为行动周期，列出任务清单、执行主体及检查机制，保障任务落实。
长三角：为何成为战略核心区？回看长三角一体化脉络，2019年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承担我国科技与产业创新重任。我国城市群依据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如京津冀侧重共同富裕、粤港澳侧重深度融合、长三角侧重关键技术突破、成渝双城经济圈侧重产业备份、长江中游城市群侧重绿色发展。
曾刚提到，现阶段我国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科技与产业创新。长三角产学研配置条件优越，在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效益上均强劲，更需承担关键技术突破重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可畅通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助力其发挥战略核心区功能。
2022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为全国提供先进经验。面向国际，长三角总规划提出“提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能级与水平”，2024年其经济规模居全球城市群第二，战略地位凸显。
曾刚进一步表示，长三角引领全球合作的关键在于产业综合发展能力，尤其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能力。其拥有国内外两个市场，且根据制度优势承担关键技术突破重任，被赋予更多高端资源。但我国国际贸易合作网络与深度有待拓展，高端人才供应与国际品牌影响力需提升。
面向未来，王鹏认为，长三角需通过关键技术攻关、产业链高级化、制度型开放及绿色低碳转型提高城市群能级。例如，在制度型开放层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打造亚太门户与全球资源配置枢纽。